张学良越权交涉，且坚持依据条约办事，不仅使蒋介石原定暂时不与苏联直接交涉的计划落空，也打乱了南京外交部试图全国一体推进“革命外交”的既定部署。这边蒋介石仍急电张：“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为盼。”[59]那边王正廷也开始对张学良大发牢骚。其电报就远不如蒋电客气了。王声称：“按我方此次所取之特别处置，将俄局长免职，非所以乘机谋利，乃为保持我国政府之安全，铲除三省心腹之隐患。因该局长等参与密谋以倾覆我政府，其忧不在个人之谁何，实在藉其局长地位利用东路管理之权，不啻为虎附翼，大患实在此一点。目下各国亦均深谅解，国际间我既妥为布置，彼已自见势穷，以九仞功成，待其屈服。若此时未经会议以前先允其另派局长，不惟示人以弱，自认前次处置之不当，……不惟为天下万国所窃笑，亦足生国人全体之杞忧，则此后之东路外交弟再不敢负责矣。且此等弱点，一经暴露，恐东省别国外交更增困难，务恳俯念全局，将该附件撤消，所关甚大，吾兄当能谅察也。”[60]
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由于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还在进行中，故蒋、王仍旧十分紧张，三天两头地致电张，要其严令蔡运升“不可强为迁就”，并再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前往主持。在这种情况下，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自然搁浅。因为苏方很快发现，蔡运升的态度与几天前已有重要变化。蔡过去明确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另派正副局长，这次却再不提及此事了。而苏方坚持，中东路现状是中方武力侵夺所造成的，不能视为合法，必须恢复原状，接受苏联任命的中东路正副局长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61]故朱绍阳虽于8月7日赶到满洲里，结果梅里尼可夫却拒绝见面，“彼无任何全权与蔡交涉员或朱绍阳进行谈判。苏俄政府之意见已叙明于喀拉罕（即加拉罕）致张司令长官之函中”，即除非中方先以书面承认由苏方再派正副局长，恢复中东路原状，否则苏联方面拒绝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62]
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这时的分歧，根本上其实就是要不要收回中东路权的问题。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的是能够依照条约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能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了。但王正廷却坚持必欲设法乘机废止该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因为他坚持：“俄方历来利用该项地位隐为图谋，如不予以根本解决，势必贻患将来。”即使从策略上观之，“既经毅然处置于前，则在未开议之先自不能稍有退让，自陷矛盾。且此时纵我勉予允认，得以开议，彼必更将肆意要挟，多方延时宕。与其委曲而不能求全，曷若始终坚持，促彼觉悟。此中利害业经迭电详陈，仍希毅力主持，电饬蔡交涉员勿稍退让，务令就我范围。”至于双方好不容易开始的这一交涉如果不成可能带来的后果，王正廷也力劝张学良不必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63]
3．蒋介石固持己见与柏林交涉的失败
面对中苏边境军事吃紧的情况，蒋介石显然仍未为所动，甚至开始暗自发狠，必要使事态闹得更大，以此来暴露“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与“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用他的话来说：“与其不战而亡，以汙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愿背城借一，同归于尽，以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65]他一面为张学良打气，说：“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兄“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66]一面暗中电示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辅佐汉卿主持交涉，使暴俄无所使其技俩。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并与其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可也。”[67]
王正廷对形势估计更为乐观。他电告张学良称：“彼如允为直接商议，则按照方案进行交涉，此为预定之步骤。万一始终拒绝接洽，而并无显著之作战举动，仅于沿边虚张声势，则惟有持以镇静，待其觉悟，俾得就范。”在他看来，“现在路权在我，即令彼方故事迁延，于我并无不利。”[68]正是由于南京方面均如此乐观，故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14日开会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69]而出于外交上的考虑，王正廷随后发表公开谈话时则讲得较为委婉，称：中方力求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解决办法非经谈判不可，包括局长任用，亦须重新谈判另定办法；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亦“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70]
对于蒋介石、王正廷基于整个国家“革命外交”的种种考虑，张学良未必完全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东北现实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危险。他为此不惜一天数电，反复申说。称：“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窥测，惟三省一经出兵，费用不赀，财政枯竭力实未逮，并受大雨之影响，路电损坏甚多，修复所费极巨，交通因以停滞，万一竟至决裂，实属万分困难。此即日夜彷徨所窃虑者也。”[71]且“东北与俄接壤，绵亘千里，现防御所及者，仅在东路两端绥芬河及满洲里之一带，而近来俄人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72]再加上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并可以左右负有日债的四洮铁路，一旦对苏开战，张连运兵都将受制于人。注意到如此复杂的情况，张明确认为：我“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因此，他强烈要求中央速决办法，从速进行，以期早日解决，而免第三者渔利。[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