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蒋介石做何解释，中共中央也无法接受国民党军委会发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对新四军的处置办法。1月20日，中共中央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已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撤退华中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十七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及交还全部被俘人枪等。[93]至25日，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扩充了这十二条的要求，要求周恩来将此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经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其内容为：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94]

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明显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种手段，并不真的期待国民党会接受它。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95]不过，注意到毛泽东20日至23日反对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公文往来，声称对蒋已无话可说，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条办法，通过张冲转交国民党中央，并说明在蒋不准备全面破裂的情况下，我之策略仅限于“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不公开反对蒋及整个国民党，这说明中共的态度其实也存在着适时调整的某种可能性。

当然，十二条的核心要求是废除17日令，围绕着这个问题，国共双方一时都难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妥协。因此，即使在25日以后，毛泽东也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不仅不能转弯，而且还应该“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以示强硬。仅仅是由于周恩来权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采取逐步的办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样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变后得以继续在重庆留了下来。[96]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此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弱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它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97]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98]后，毛泽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他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进而他又估计：“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且相信“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蒋）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99]

由对抗再趋缓和

面对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采取何种态度，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甚大。但周恩来显然不认为立即妥协是一个好办法。他接连给毛泽东去电，除同意毛泽东的形势分析外，并不赞成马上与国民党求得妥协。接周电后，毛泽东亦复电周称：“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因“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此次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对付我们”，且陕甘宁边区五道封锁线，国民党集中了8个师加两个旅，随时有进攻的危险，但他依旧还是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至于善后十二条要求，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100]

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协商后，明确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上“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意在扩大政治攻势，造成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101]19日，周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