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内敌视共产党的情绪日渐强烈。这种情绪日渐弥漫的结果，就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所以会打人，是因为在后方，即在国统区内共产党没有合法的身份，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因而也使得众多国民党人的敌情观念和政治嗅觉格外敏感。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这方面同样相当情绪化，其部属自然倍受感染。故凡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与共产党同音调者，难免都会被看成是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因为这些人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且每一发动即人多势众，不便由政府出面轻易捕杀，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嚇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1]也因为大凡唱反调者多是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负责嚇阻惩治的一方对群殴和打砸则做了充分准备，人人要表现对党的忠诚，且不达目的不止，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案。
但是，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对付青年学生，毕竟是一件极易引起国内外舆论反感的事情。何况在这些流血惨案发生后，地方党团军政的幕后指使往往太容易被人识破，结果就总是会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即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党团军政为忠党尽责通常非打不可，而打起来又往往控制不住局面，不仅流血而且死人；事情一旦闹大，为了不给领袖脸上抹黑，就不得不“为应付环境”，找人出来“牺牲”，“挺胸做烈士”。[2]结果常常是事情做了，国民党内部从上到下的抱怨和歧异反而更多了。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党团员都身处党团军政这种必须忠党尽责的岗位上，或必须以忠党尽责的表现来保住饭碗及取得升迁之阶的环境之中。特别是那些身处各大学之中的党团员教授和学生们，他们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其心态及其对事情的看法和考虑，往往与处在党团军政各部门中的那些人不大一样。即使是包括高高在上，从骨子里痛恨共产党，却又必须要顾及内外影响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地方党团军政惹祸上身也往往是抱着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动辄当着部属的面痛骂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口口声声“应施打击”，“不必姑息”；另一方面，当地方党团军政暗中策动予以打击，闹出命案之后，他又不能不大光其火，痛恨地方当局给他惹祸。然而，一旦身边的亲信巧为地方负责人开脱，比如将问题说成是因被害人言辞过激，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刺激过甚，杀人者血气方刚，气愤不过，实属忠党之义侠行为时，他又不免“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了。[3]
总之，战后国民党人虽然多半反共，但因处于不同位置上和不同环境中，其态度却并不完全相同。高到蒋介石，低到被发派到第一线去充当打手的国民党党团员，因受不同的动机、利益、目的和观念的驱使影响，他们对反共问题，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难免会感受不同，意见不一，进而内部渐生分化。注意到这些细微的，甚至是巨大的区别，对于我们深入客观地认识国民党，了解战后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原因及其过程，应有相当助益。
本文选择国民党人对1945年年底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一二·一”学潮的态度做个案的分析和描述，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涉及该案的国民党的历史文献与资料保存得相对完整一些，它使我们可以较其他案例更容易接触到直接卷入这一事件的不同层级以及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当时的一些想法；第二，从该案中表现出来的基于不同地位和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对学生运动的种种不同态度，对于我们了解战后不同地位上和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在反共问题上的不同心态，较有典型性。
“一二·一”惨案发生背景与经过
云南长期在地方军阀龙云的控制之下，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事实上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不仅如此，龙云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在于他在1941年香港沦陷以后，大量接收由香港撤出的左派人士，逐渐把云南变成了亲共左派分子的庇护所，特别是“使昆明成为共产主义温床”。[4]这些左派人士在昆明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而且很快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扩展了自己的影响，使大批青年学生转趋激进。随着龙云进一步把国民党极为反感的民主同盟领导人当成座上宾，并且坚持不干涉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师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权利，昆明各大学自然迅速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批评国民党的声音最集中的地方。随着抗战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渐公开化，昆明学界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的言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1945年4月20日，何应钦就曾有电报给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通报西南联大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的危险。[5]蒋介石对此的态度极为严厉。他迅速指示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及各校校长，严禁任何旨在酿成学潮之言行，声称：“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6]
然而，由于龙云当政，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不能有效贯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极密”方式分发给各校校长的密电，当天就被一中学校长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会上当众宣读，从而引起全场上千学生的极大愤怒。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随即展开对抗行动，以五四运动周的名义，接连以联大学生为中心组织各种集会，邀请左派教授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大讲反独裁，争民主问题，并计划于5月5日在云南大学新操场举行纪念大会并上街游行。
由于受到龙云制肘，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中央军将领杜聿明没有实施“断然严厉之处置”。在和龙云妥商后，他电告中央称：已颁令禁止游行，并晓喻校方劝导学生，但其方针是避免冲突，故将驻在昆明的中央军系统的青年军一律带往郊外旅行，万一学生坚持游行，即“用宪警以维持保护名义监视之，凡属游行经过街市，劝市民远离。”他估计“不至发生意外严重事端”。[7]果然，当天也确未发生意外情况。
但是，坚信一党独裁理念的国民党人面对反政府的学生不能实施打击，这反而使在昆明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大为愤怒。8月抗战胜利之际，昆明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等发表对国是宣言，各中等以上学校亦公开成立学生联合会，蒋介石断定其背后定为“奸伪”所指使，并声言“目前各校，多在动荡不宁之状态中，若纯采消极防制办法，不惟不能收预期成果，且将使全部学生走入反政府路线”。[8]教育部据此拟定了相应的策略，但贯彻起来仍颇形困难。故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防龙云所部的防务，其省主席交由李宗黄暂代，军事上很快亦改以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龙云下台之际，恰值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进行和谈之期，举国瞩目，皆盼彻底结束战争，改组政府，使国家能够开始和平建设的历程。昆明各大学中教授、学生对此也高度关注，讨论热烈，早就有各种集会和演讲。不意谈判结束不久，两党先是在华北，接着又在东北开打。政府方面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接收，割据一方；中共方面谴责国民党发布剿共密令，拒不承认中共地位，且不顾民意，坚持召开国民大会，继续一党独裁。
经历了持续八年的抗战之后，国共竟重开内战，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而中共宣传上取哀兵政策，学生们眼中的国民党又原本强势至极，战后不仅毫无检讨内省之意，还公然以武力逐走在云南学界中口碑较好的龙云，其在舆论上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昆明各大学里中共地下党过去较为活跃，民盟以及以学生为骨干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也多同情中共，学生们由反内战，发展到激烈批评国民党一党政府，几乎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等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准备25日晚7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邀请若干教授演讲。头天晚上，得到消息的李宗黄紧急召集省党政军各机关首长，商讨对策。昆明《中央日报》第二天一早刊出的会议公告强硬提出：“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如有此类情事发生，即由各该团体与学校主管人员负责”。[9]
李宗黄等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纵容民盟等亲共势力的作法，其上台伊始，当然不能听任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为了表现忠党之心，将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采取严厉的处置，即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嚇的双重手法，使大多数学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10]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举行之后，李宗黄等安排好的反制措施就轮番上阵，又是以党团骨干化装成老百姓，上台去唱反调，又是派军警围会场，断交通，并且架起机关枪，做如临大敌状。会议进行中更公然枪炮齐鸣连扰乱带示威，以恐嚇学生不准游行。
坦率地说，李宗黄等当晚最怕学生会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就已经告诉过他们，这种校园集会从来都是很平和的，通常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会有游行发生。[11]然而，李宗黄等显然更相信谍报人员送给他们的情报，而不相信这位教授的说法。结果，正是他们这种学生们前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所谓反制措施，极大地激起了各校学生的强烈反感。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斗争。
昆明各校学生开始罢课，不仅不能使李宗黄等检讨自己的处置，反而使他们坚信，他们对学生的这种斗争，正是反“奸党”的斗争。他们因此认为，正是25日晚所采取的措施，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于是才有了27日罢课风潮的发生。身为省党部主委的李宗黄当天下午再度召集会议，仍旧决定要针锋相对，包括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以传单压倒“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等。[12]关麟征、李宗黄甚至公开威胁说：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政府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包括组织一个反罢课运动，雇用流氓，直至“开枪”。总之，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