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国民党地方当局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去投弹杀人，固然并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央所指使和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勿庸讳言。实际上，战后国统区一再发生打杀学生的流血惨案，蒋介石显然都难脱干系。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得知昆明有学生与中共同声息，公开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就有密令给教育部，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7]蒋介石这里的所谓“断然严厉之处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不惜使用武力的意思。
不惜动武来解决学潮，这在蒋也是有史可稽的。对此，有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学潮汹涌澎湃，大批学生陆续组织请愿团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事情刚一发生，蒋即怀疑：“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等到将学生劝回，他马上心情转好，曰：“青年爱国，知守法纪，岂非一最好现象耶！”然而当学生再度涌至南京，要其亲书誓词率兵北上，而蒋在党内亦备受压迫时，其反应马上变得十分过激。不仅断言“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纯为“无理取闹”，而且认为“中大学生枭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由不主张开枪，到暗地里咬牙切齿准备动武，称：“于此危急之际，若惮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发雷霆天怒，有何畏忌哉！”[28]另一个例子则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对西安学生集体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一事大发雷霆，扬言动武。张学良在事变后解释他何以发动事变的原因时，特别提到这一点。称当学生决心去蒋所在的临潼请愿时，他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把学生劝说回去了，然而蒋竟当面责怪他为什么不用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张学良对此颇难理解，激愤地表示：“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29]有此可知，蒋对学潮确有一种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的心态。
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在背后“鼓惑”“操纵”，联系到对中共必欲以武力解决，面对学潮无力遏制时动辄就想要动武，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了。但是，进入40年代，即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后，蒋介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明显地比地方当局要多了一层顾虑和谨慎。依照其思维惯性，他在遇到类似昆明学潮的问题时依然会气势汹汹地要求各地“当予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然而其这时的“断然严厉之处置”，因顾及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再包含暗杀或开枪之类的内容。只是，地方当局却未必都十分明了这其中的奥妙，更不要说那些有鲁莽军人当政的地方了。因此，只要还允许动武，就难免会出意外。对此，蒋介石亦并非毫无心理准备。一边点火，一边灭火，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
蒋介石是11月27日收到关麟征关于昆明发生学潮的电报的。关说明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关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30]
侍从室得电后，即交由次日的官邸党政军会报会处理。会议“决定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31]但公文还未走完，就传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的消息。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会报会已得知惨案情形，并有所讨论。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报告以呈送蒋介石。3日上午，蒋特地向唐纵仔细询问了昆明学潮的情况，并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传达了蒋的意旨。下午，蒋又再度询问了昆明的情形。次日， 云南省地方当局就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并当庭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另外为把事情与其一惯宣传的共党煽动破坏联系起来，专门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宣称陈、刘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 到的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一方面断言昆明学潮为中共所制造，一方面又扯出一个中共分子利用国民党军官去破坏学运，对于这一说法就连蒋介石也觉得提出得太过草率。但是，蒋内心里早已把中共妖魔化，因此，他对下级官员所报各种故事凡涉及中共阴谋者，一向并不十分在意其合理与否。对此，他只是强调：“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32]
“一二·一惨案”爆发之际，恰逢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国民党方面正忙于应付，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一面力谋改善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惨案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在国际上本来就不大好的形象，这不能不使蒋介石颇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舆论蜂起的批评指责之声。不意，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并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而且，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云南当局被迫收手，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更加踊跃地涌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并与各地学生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蒋明显地有些不耐烦起来了。12月6日，蒋介石两度询问昆明学潮情形，并且怒气冲冲地直接给卢汉去电话，“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33]但实际上，眼见昆明学潮有漫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而已。他紧接着的步骤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枪决陈奇达、刘友治；对关麟征先是着其赴渝报告，以霍揆彰代理其职；同时亲自发出《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职员负起神圣责任，“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34]并将善后之权交予卢汉，令其全权处理。
卢汉遵命很快将陈、刘二犯执行死刑，并发文通告，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函请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抄送相关部门协助通缉所谓姜凯者。不过，负责审讯陈、刘二犯的军法处却深知此中奥妙，故反而复函省政府称：“由陈奇达只供出有姜凯者，与其约会数次，均在公共处所，并未告其藉贯、年龄、住址，当时口供内亦未回明姜凯之相貌身长，无法抄送，仍请查照”，将原函退还。[35]对此，蒋其实也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眼见民愤难平，他不得不忍痛牺牲爱将关麟征，暗示关引咎辞职，随即则“明令停职，听候处分”。关辞后昆明学界矛头直指李宗黄，李却态度倨傲，坚不请辞。碍于自己前曾向其许下宏愿，蒋断难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他不得不咬紧牙关，一面暗中请傅斯年等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其逐步解决李之问题；一面再度发狠威胁，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即一律开除学籍。
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能够满足学生们最基本的惩凶要求，复课一时一拖再拖。眼看杜鲁门总统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亦已来华，蒋介石12月18日再度限时于20日必须复课，严令“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36]
然而，由于李宗黄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国民党当局明显理亏，故教育部并未能严格按照蒋的意旨行事，朱家骅等仍旧全力斡旋。再加上17日马歇尔已到中国，蒋亦不便采取任何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学生的行动，故罢课学生仍旧拖到了27日，才在朱家骅等通过傅斯年和学校当局居中反复协调之后宣布正式复课。一个多月之后，即1946年2月12日，蒋亦部分地实践了他的承诺。说是部分，是因为他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在云南的本兼各职，看上去给了李一些惩罚，实际上他并不想太过打击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他前脚撤了李在云南的民政厅长的职务，后脚就通过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给足了李面子。[37]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他对地方领导人在防共反共问题上的极端作法，形式上固然不能不表示反对，其内心里却是相当理解的。因此，其处理结果，不仅昆明学界不能满意，李本人以及其他国民党人更不可能从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到半年时间，昆明就再演血案。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只因公开批评政府，蒋派来接替关麟征的霍揆彰就重蹈覆辙，指使手下的军人暗杀了李、闻二人，再度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蒋自然也是故态复萌，得知是霍揆彰指使后，他先是大发雷霆，臭骂霍，等到听说暗杀者纯系出于对李、闻辱骂领袖、诬蔑党国的激愤之举，属“义侠行为”时，他又不能不长吁短叹，感慨系之。最后同意其亲信像处理昆明学潮一样，免去霍揆彰的警备司令，把罪责归结为凶手个人的激愤行为，下令枪毙了事。这样不仅免除了政府官员涉案的麻烦，而且还留下一个基层党员和军人不能容忍任何人贬损领袖和党国，甚至不惜以死抗之的印象，借以威慑那些反政府人士。[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