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最极端的指示，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李宗黄、关麟征对“断然严厉之处置”的理解，是可以发动党团人员、特务和军人去冲击学校，并带上家伙去打学生。既然上级有令要动手打人，且允许使用打人的家伙，一线的党团人员和军人会用手榴弹去炸校园里反抗的师生，用刺刀或铁棍去扎死受伤的学生，也就很避免了。
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和能力的机会也极难碰到。对于上级的说法，如所谓“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些胡闹！”[39]长年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熏陶的多数一线党团人员容易受到刺激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现场狂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并把每一个学生或老师都当成共产党来打，当然有仇共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积极参预，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排除有个人的考虑在其中。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工作在机关中的党团人员来说，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坏会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考绩与升等。同样的情况，对于那些参预行动的军人来说，除了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迫使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以外，其在行动中的表现也同样会关系到许多军人今后的出路与前途。特别是那些军官总队的成员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部队整编后被淘汰下来，尚未解决出路问题的军人。他们自然更关心长官对他们的看法。换言之，基层的众多参加者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反共斗争的第一线上挣表现，显然也是造成事件失控和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已披露的材料，可知对基层党团人员的动员和组织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在11月25日前后，当时的主要目的只是想破坏学生组织的时事讨论晚会，同时用军队远远地包围学校，阻嚇学生在会后组织游行。但由于刚接手昆明党政军大权，尚无其他社会势力可用，只能选派省党部及三青团省支团部的党团工作人员亲去现场，破坏大会的手段也只是想要争取通过要求演说的方式来操纵会场，故尽管关麟征声色俱厉地下达了动员令，随后参预行动的党团骨干也都表了态，并预先设计好了行动的步骤，因参预行动的党团人员人数太少，结果是“会议进行了许久，党团工作人员仍无举动，亦无演说”，破坏讨论的行动几乎完全流产。不得已，在现场负责的省党部调查室主任查宗藩硬着头皮，假冒关心时事的老百姓，自己要求上台发言。上台后只喊了几句：政府不是在打内战，而是在平定内乱。“天下是委员长打下的，你们也要来讲民主？”就被学生认出是省党部特勤人员，很快被轰下台去了。而包围学校的军队虽然奉命乱放了一通枪炮，以示威胁，但因学生当晚早就取消了游行的计划，故其此种阻嚇行动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愤怒，弄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11月27日，被激怒的学生开始罢课后，云南当局吸取了25日晚党政与军队不能合力的教训，决定由邱清泉为首，成立反罢课委员会，协调党团军政警宪等各个方面，联合行动。委员会下共设了四个组，省党部调查室负责情报组；军方负责行动组；宪警负责破坏组；三青团负责撕毁组。上层的高度重视，明显地调动了基层党团人员的积极性。[40]因为，在这场反共斗争中的表现如何，已经明显地成为党政团机关人员进行年终考绩的最为重要一项考核指标了。故自27日起，相关各组组织人员上街与在街上宣传的学生进行冲突时，参预行动的党团人员的战斗精神已大不同于25日晚了，部分学生在惨案发生前即被打伤，原因也在于此。
30日，省府、警备部、省党部和三青团更进一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了次日冲击学校的行动计划。12月1日当天被组织起来参加行动的党团政宪警及特务等就有200余人。据相关人员回忆，当天上午党部几乎所有人大都主动要求参加行动，但党员集合到天井里后，李宗黄还专门要人事室主任薛梦如及登记科长杨灿挑选了一下，把年老体弱的留下来，主要要挑年轻力壮的去。当时李宗黄还特别提醒参预行动的人员要带上家伙，并且叮嘱将这些人的证章留下来，以免他们中有人被学生抓获后成为证据。这说明，前去参预行动的人员很清楚这次行动的性质及其危险性。当然，有军警宪特一起行动，他们多半并不担心有寡不敌众的问题。当时23岁的龚正德描述了他随队前去冲击学校时的情形。根据他的描述，可知冲击学校的人持有各种打人的家伙，学生们曾封住大门，试图用石块阻止他们冲入学校。而他们中穿军大衣的人就往校门里丢手榴弹，然后破门而入，见人就打。他就是首先发现被压在门板背后躺在地上已经被炸伤的女生潘琰的，藉着当时大家的狂热情绪，他不顾一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在明知该女生已经受伤，毫无还击之力的情况下，他还是用铁条对其腹部连戳数下，将其杀死，并一路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想完事后好“向行政上报功”，以便能够在年终考绩时评上优等，争取升级。而他也果然在次年春天“升了一级，由二级助理干事升为人事室一级助理干事”。[41]
关于这些党团人员极力在带队的干部面前挣表现的情况，还可以从被打者的叙述中清楚地看出来。西南联大工学院教授马大猷事后亲笔写下了当天他和另两位教员被打的经过。他的叙述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打手们在“一着黑色大衣之领导者”面前极力表现，狂呼乱打，而该人喊停便一声不吭马上收手的奇特情形。给人印象，那些打手们的狂热明显地是表现给这“一着黑色大衣之领导者”看的。马记述说，当天来到工院门口的打人者多着军服和便衣，由一着黑色大衣者率领。工院警卫和传达上前阻拦，当即遭到棍棒打击，黑色大衣随即制止，驱使打手们进入院内，一路将学校布告栏及教室玻璃打碎。马大猷、钱钟韩两教授从宿舍出来想要劝止，即遭围攻。打人者狂呼：“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土匪。”一时间棍棒齐飞，马当即被数名打手打伤。马拼命逃脱，钱却陷于群殴之中，所幸黑色大衣来到，见状挥手制止，众打手遂呼啸而去。这时，另一群打人者恰遇教员牟之信持一电阻表从实验室出来，当即诬指其手持之电阻表为无线电台，指其为“宣传之共产党”，不由分说也是一痛乱打，且边打边把牟揪到黑色大衣跟前报功，幸该黑色大衣认得此表并非无线电台，挥手放人，驱之令去，牟才算逃过此劫。[42]由此可见，这些打人者表现出来的狂热劲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种纯粹自发而难以控制的情绪渲泻，更像是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性的一种表演。
在这方面，军人的狂热理应更容易受到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比党团人员少。从目击者和受害学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不过，相比较而言，军人执行命令的心理似乎要更明显一些。一位军官30日就曾明确告诉上街的学生说：“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43]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中有人被捉住后，也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去。一位叫崔俊杰的军人在被学生捉到后，就很快供认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受大队长之命行事的情况。[44]以此来看几天后被捕的投弹疑犯以杀人罪被起诉，却在法庭上不仅毫无愧疚和自责，反而慷慨激昂，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就明显地不合常理。[45]注意到此后不久的南京下关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肯定其“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46]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二·一”惨案就是开其端者。鉴于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即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做忠烈状。随后即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47]“一二·一”惨案投掷手榴弹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还是让人生疑的。
朱家骅及其傅斯年、梅贻琦的居间调和
“一二·一”惨案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他所赖以在昆明居间调处的，先是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朱家骅曾留学德国，做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后投身政界，一度为CC系骨干人物，后自成一派，出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并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长、浙江省农工厅长、民政厅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代三青团书记长、军事委员会参军室主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因其资历甚深，做过北大及中大教授，多年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执掌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大权，虽坚决反共，但对知识分子颇有亲和力，因此不仅门徒甚众，即使在各大学教授中执弟子礼者亦甚多。
朱家骅在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正在重庆准备北上北京的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帮忙赶去昆明进行调处。傅并非国民党员，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且是朱在中研院多年的部属，与朱关系甚好。傅一向敢于讲话，就连蒋介石也要礼让三分的，是一个可以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中间的重要人物。
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