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推测与朱家骅并无二致。12月4日到昆明后，他也很快印证了自己的看法。用他的话来说，“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49]他提出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当局要“真正敢作敢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应出来承担责任。傅斯年的态度，再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促使蒋做出了某种让步。于7日间不仅发表文告，而且决定将关麟征调渝，由霍揆彰接任其职，并请卢汉出面主持调查和善后。但私下里，蒋还是大发脾气，扬言要解散学校。朱家骅深知蒋的脾气，生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再派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致电傅斯年等，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50]

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他自然更不清楚蒋对李的许愿，因此，接到朱家骅来电后，他随即于8日复电明言，只要政府负责将李宗黄等调离，此间事便不难解决。其电报宣称：“（一）一面严防另生枝节，一面与卢主席细商办法。（二）卢主席既出面主办，一二日内当为大规模之劝告。（三）如教授能大体联合响应作复课之劝导，便大有希望。卢与斯年正作此。（四）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51]

朱家骅对昆明学生坚不复课已深为紧张，其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交易，但他显然注意到蒋宁肯撤换其嫡系将领关麟征，也不动李宗黄，知道其中定有隐情。故他明确电告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52]

李宗黄的问题不解决，不仅说不服学生，就连对教师方面也难有说辞。朱经农到昆明次日即注意到这种情况。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也认为此次学潮情形复杂，“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必。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53]这时蒋亦转经朱家骅，接连要求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但李宗黄不去,傅亦无法可想。他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周旋后，深知在不能去李的情况下，事情相当棘手，只能暂取“缓兵之计”，于9日复电宽慰蒋称：“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54]

既然蒋坚不去李，深知蒋脾气的傅斯年也只好转而向学生施加压力了。但凭白无故死伤这么多同学，政府却只是换了个警备总司令，找出两个编余军官来顶罪，同时还编出一个再荒唐不过的共产党人姜凯幕后指使的故事来，《中央日报》更是不分清红皂白连篇累牍地指责昆明学生是被阴谋分子鼓惑煽动，这无论如何不能让学生们平静下来。学生会坚持政府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即（1）追究11月25日晚射击事件责任人；（2）取消11月25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颁布之禁止集会游行之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随意逮捕；（4）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道歉。11日，傅斯年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双方发生了意见冲突，弄到不欢而散。次日，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向傅斯年道了歉，但却明言四项要求不能改变。

和学生代表翻脸后，傅斯年对学生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他公开态度上虽然同意继续对学生做劝导的工作，背地里却向朱家骅提议，对学生不要轻易让步。其电报称：只要能劝说教授宣布，学生不复课即行辞职，学生定尽失同情与立场，不愁问题不能解决。目前教授会已被说动大半，问题只在李宗黄一人而已，“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则政府占着地步，关仅受李之愚而已，但决不可有严厉办法，必俟教授与地方并感学生讨厌，政府免李宗黄占着地步，然后方可考虑。”他明显主张通过曲折的办法来解决李宗黄的问题，给教授们一个说法。而他对教授会的工作则尚须数日时间，“此数日内乞许斯年再作最后之努力”。[55]

这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蒋介石已经想到了既不让李宗黄丢面子，又能够缓和学生情绪的解决办法。故朱家骅开始明确告诉傅斯年，可以向教授们透露李宗黄将被免职一点，以便于推动教授们予以配合。其电称：“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对）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惟因当时不能全明真相，已有重要处理做到最大限度，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亦属情理之常。故如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此事弟已与月涵（按即梅贻琦）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员，以解其忿。”[56]但傅斯年对此已不甚在意，其显有成竹在胸，不愁学生们不听劝告。故其复电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57]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58]

傅斯年所以信心十足，在于他这时已有了一整套的进攻策略。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学生违命不遵，则他与梅贻琦即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必出以全体辞职一着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彻底解决问题。

“自请解散”显系一釜底抽薪之法。此法却多半出于梅贻琦的建议。惨案发生前数日，梅贻琦已到北平。但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12日晚赶回昆明。在重庆时，梅曾两晤朱家骅，知道朱因蒋有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之意，相当紧张，因而当面向朱保证，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若“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无宁自请停办耳。”[59]显然，梅贻琦这一建议是有原因的。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即已开始考虑各归原地复办原校。梅此次北上北平，即为考察复校事宜。傅斯年此次赴渝，原本也是为要去北平考察，不想突遇此事而不得不返回昆明。因此，既然复校为迟早之事，万一政府逼不得已坚持要解散联大，自不如乘机停办联大，三校藉此各回原地早日复办原校。

方针既定，梅、傅即开始联合行动。由于得到重庆密电，听说“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故他们在14日就紧急召集了常委会，确定以17日为最后复课期限。选定17日，不仅因为15日是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得出有否复课，与蒋介石的要求不相冲突，而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学潮结束对政府的形象有利。

为了配合校方的行动，卢汉亦相应地以17日为限向学生下了最后通牒。故15日，梅贻琦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办事处谈话，正式宣布了校方的决定。梅并且说明了学校规定17日全体复课的理由，和届时不复课可能召致的严重后果。接着傅斯年等亦依次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到为死难学生伸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其于次日送给校方的书面答复说明，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竟无上课者”。[60]

眼看第一步计划落空，17日下午三时校方召集诸教授茶话，梅贻琦报告了近几日调处交涉之经过，明确提出，他和傅斯年对学潮事均已感觉无能为力，解决无望，打算引退让贤。随即教授们开会，一致挽留，并决定次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进行劝告，下午再分由各系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如仍不能有结果，则实行“总辞职”。[61]

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的努力，傅斯年相信教授们出面亦不可能发生效用，最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请解散”之一着。故他明确告诉朱家骅说：“连日各方均对学生施压力，卢主席严函限期复课，否则另有办法。学生会往谒不见，地方各公团已书面表示学生会无诚意，无法帮忙。删晨常务委员会训话本校全体学生代表七十余人，梅、傅、冯、陈、潘、周继续发言，均告学生必于十七日复课。枚荪并谓吾辈参与联大之人，今日可帮同毁灭之。目下可谓已将万强压力加于罢课者。然明日各教授上课，学生必不能上课，学校当局与教授必纷纷辞职。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至受责，枝节可以减少。然亦必有详细全般计划，乞俟弟到渝面陈后再决定，万勿先下解散令。”[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