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梅贻琦和傅斯年关于“自请解散”的意见，朱家骅其实并不十分赞同。他明确告诉傅说，因交通困难，如采取此一措施，势必要使学生们牺牲一个学期而无法学习，届时问题更多，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最好的办法仍是等蒋回重庆后，争取蒋同意将最后期限再度延长。他在15日当天就曾报告蒋说：“联大云大等校校务会议决议定十七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尚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有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蒋对此未示可否，但反应颇不耐烦，朱家骅因此一面上条陈自责“此事上烦厪虑，职至感不安”，一面仍坚持提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63]

18日，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届时“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意到蒋介石让了步，朱家骅明显地意识到危机正在过去。他在将蒋令转发昆明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和霍揆彰，强调对“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留有余地，不可仓促行事。因此，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恺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64]

这边朱家骅全力调和，那边教授会亦积极运作。在有梅贻琦和傅斯年出席的19日的教授会上，通过了再度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卢汉随后亦痛快允诺。政府方面有了一点让步，学生方面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分化。联大除师范学院外，20日各班均开始有学生上课了。

开始有部分学生上课，预示着其他学生也将逐渐开始分化，因此，这时上至蒋介石，下至校方，反而不好再采取其他措施。如此连拖两日，倍感失落的傅斯年就已经沉不住气了。22日下午三时，教授会开会，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傅明显地表现“焦躁”，明言“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晚饭后，梅贻琦等均前去访傅，“劝其稍缓返渝”，也“未得谅允”。[65]

傅斯年刚走，李宗黄就于25日就被召去重庆，离开了昆明，从而使事情进一步有了转机。由于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这时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66]因此，李宗黄的离开，使得他们有了迅速结束罢课的理由。学生罢课联合会于次日即发出了复课启事，昆明学潮至此终于告一段落了。

国民党籍教授众生相

对于“一二·一”惨案及其整个昆明学潮而言，处于漩涡中心的昆明各大学里的国民党藉教授的情况，无疑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且经营多年，昆明各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教授早已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以西南联大为例，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芩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监察委员。联大成立后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不少也已是国民党员，如这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等。[67]而在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也已占到20％左右，其比例不可谓不大。[68]

然而，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地方当局党政军各界的国民党人相比，昆明各大学里有国民党和三青团背景的教授们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绝大多数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的断然严厉之处置，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联大和云大国民党籍教授在这一事件上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他们或者因强烈反共，故会把学运的发生看成是中共的挑拨或煽动，但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左倾分子，不赞同激化矛盾；或者基本站在国民政府的一边，但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的发生根本在于地方当局的专横与野蛮，如有中共捣乱，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69]

联大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显然是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那一部分国民党籍教授的代表人物。他是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最早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后又曾负责组建联大国民党党部。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之态度。1945年11月27日，即25日时事晚会召开后，他就开始专门去函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了。他明确认为，学潮的兴起，根本在于驻军的过反激应。因25日晚上的时事集会，“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从而导致“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其罢课虽成，校内毕竟还有党团力量与之相抗， “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在他看来，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他力主：“应与辞修（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按即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70]

学校中国民党人的意见显然不能对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发生影响。惨案就在姚从吾等人明确提出告诫之后，仍旧发生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姚从吾等党团人员倍感沮丧与不满。他在惨案发生后就有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陈雪屏和郑天挺。陈是联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会长；郑是历史系教授、时任联大总务长，同为国民党人。他在信中具体交待了国民党及三青团人员在学生罢课开始后的尴尬处境与心态。信称：25日晚之后，“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个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特别是一些团员看到当天“率领参加”打入学校的“祸首”即为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和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联大的三青团员内部更形分化，以至于“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面对这种情况，姚从吾等不得不一方面“对地方军人的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且据实呈报上级俾以公平处置，以平众心”；一方面“命令同志停止活动”，而不少人更“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姚悲愤地说：“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按即郑华炽）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按即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姚唯一感到庆幸的只是：“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会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71]

由于无法再调动右翼学生出来与左翼学生相对抗，姚从吾、郑华炽等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授会上。其策略是以同情学生的姿态出现，在顺应大多数教授心理的情况下，从关心学生和学校前途的角度，努力促使教授会能够通过抑制学潮进一步扩大的各种决议。他们的这一措施显然取得了一些成绩。12月2日，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教授会议上一方面赞同慰问学生，和向当局交涉万一学生举行抬棺游行时，请准予游行的方案；一方面坚决反对闻一多等关于以罢教响应学生的提议，成功地利用党团员教授的支持和工科教授多数不愿扩大事态的心理，以61票对19票否决了罢教提议。[72]对此，姚从吾、郑华炽等颇为振奋，更加积极地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来做教授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