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党团工作也渐次恢复起来了。他们更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学生中的三青团员暗中推动中立学生早日复课。随后，在与朱家骅派来协助平息学潮的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他们先是促使教授会出面担保要求政府满足学生的要求，劝说学生于17日复课，继而在复课未成的情况下，则促使教授会通过决议，宣布到本月20日学生“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73]这一宣示明显地发生了效果。20日，部分学生已经开始复课。姚从吾对此欣喜异常，特地写信给朱家骅通报这一消息。信称：“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廿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74]显然，到20日以后，姚从吾等再度恢复了信心。其原因就是他们看到国民党籍教授在教授会里起到了中坚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按即周炳琳）、芝生（按即冯友兰）、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按即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而枚荪尤佳。”[75]
当然，那些立场与姚从吾等并无二致的国民党籍教授，其表现亦未必相同。诚如姚所说，前任教育部次长的周炳琳发言在情在理，作用突出，在教授会“几乎受全场的支持”，其本意在阻遏学潮，同情学生的教授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76]但也有个别教授，口头上与姚从吾等同样坚定，内心里却明显地患得患失，生怕学潮牵延，毁了自己的生计。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工学院教授宁晃（晃加木字旁）。他一面极力主张教授会应以全体辞职威胁罢课学生，甚至坚信昆明学潮已难解决，力主当局应“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从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一面却在私下里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告以工科教授多半对形势悲观绝望，再拖下去，“大部分同仁亦将嗟叹求去”。为此，他恳求朱家骅代谋出路，称：“晚（按自谦之词）曾在航委会服务，菲材薄德，既不足感导后学，拟即另觅报效国家之处。敢恳夫子（按对朱家骅的尊称）提挈，无任感盼。”[77]而当学生复课后，宁晃的心态复又为之一变，不仅忿忿然声讨一切破坏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者，而且直言文法教授乃为事件祸首，称：“若无自命名流学者，专事攻讦政府，利用学生，以自高身价之文法教授幕后耸动，则联大可以平静无事，我国人民之普通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如此之低，民主从何谈起。晚坚信唯有工业建国，提高国民生计，为任何主义之先决条件。而实施此条件之先，必须有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破坏秩序者皆为叛国逆贼。”[78]
除了姚从吾等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坚决，因而把反对和阻遏学潮视同反共斗争的部分国民党籍教授以外，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态度则明显中立得多。参加25日讲演的伍启元30日即有信给朱家骅，说明：“时事晚会之举行，在昆明各校原为极平常之事。此次之晚会已为第十余次。过去及此次晚会，均由数教授主持演讲，而由学生听讲，但晚会本身则素由学生团体主办，大约有一半为三青团主办，一半为学生自治会主办。此次之晚会，乃由此间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但由于下列数因，此次晚会甚受地方党政军负责当局所注意：（一）此次晚会乃地方行政改组后第一次之时事晚会。地方负责人或不明了此种晚会乃极平常之事，不免加以注意。且此次论题为‘内战’，故更引起注意。（二）目前学生自治会之负责人员多属左倾之学生，事后据地方负责人言，彼等曾得确实情报学生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演讲会前数小时，钱端升先生及生均风闻学生将有游行及宣言之举，认为此种办法与过去晚会惯例不合，均曾分别与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谈及此事。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承认确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当时钱先生与生均谓在此种情下不愿赴会演讲。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前通知钱先生谓已决定取消游行等事，按照过去惯例，只有演讲，演讲后即散会。至于是否发宣言，则不在晚会中讨论。其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半以同样决定通知生，生遂往演讲。”当晚演讲内容除诸教授均倡言用联合政府的办法来解决内战问题以外，并无任何过分之处，不意军警干涉，造成学生情绪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分子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学校当局随后即对学生展开劝说工作，教授会亦决议派代表劝告学生即日复课。半数以上学生均有复课之意，只因学生自治会为左倾分子所主持，结果仍无法上课。30日“学生并出校外鼓动罢工罢市，情势已趋恶劣。”伍启元显然担心学潮扩大，故明确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他因此建言：“今日主要关键，仍在学校行政当局对使学生复课一事，是否有更积极之措施。如学校行政当局多所顾忌，不能有较积极之措施，而欲靠教授劝导以促使学生上课，恐非一易事。今日昆市学潮随时有传播他处可能，故今日要图，尤在先在渝市及他处设法防阻学潮发生也。”[79]
然而伍启元杞忧未了，惨案即已发生。25日同赴时事讨论晚会倡言联合政府的国民党籍教授钱端升，一面震惊于地方当局的横蛮暴烈，一面却也积极致书朱家骅，为政府及朱献计献策。其函称：“此间学潮不幸之至，根本原因为先生向所洞察可勿赘述，近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切暴烈。今后如何发展固难逆料，惟鄙意如政府方面无论中央地方，亦无论党方军方政方，如能步骤一致，不紧不驰，则一时总可不致再酿巨变。至言根本治疗，则非政治改进，难收宏效。忆去冬先生方拜新命时，端升一方为大学前途额手称庆，一方深感主持教育工作之不易，而为先生忧。如先生这威权蒙损害，亦即我大学受损害，而北大清华等校尤受损害。故对此次事件，先生究应亲来与否，如亲来应于何时亲来，仍亦应视此威权是否可蒙损害而为定。”[80]
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征等视同为共产党。[81]在党内同仁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作国民党员，但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的最糟”的“国民党左翼”。以钱这样的国民党人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态度不同，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会如何焦虑，亦可想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李宗黄等人的暴行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失望和沮丧。平素本与政治无涉的数学长才华罗庚教授此时的心态就极具代表性。
华罗庚在惨案发生时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政府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情形。在详细说明了学潮发生的整个过程后，他显然对当局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他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镇慑？他在给朱家骅信中明确表示：当晚5位上台讲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