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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国民党人反共心态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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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中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驱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其中并无确定的“赤匪”,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甚至原本就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为此,他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兄即二年前晚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82]

从姚从吾的“身经目睹,不胜气愤”,“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到华罗庚的“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说话者固然地位不同,心态不一,但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失望与不满却如出一辙。事实上,随着战后越来越多的惨案发生出来,像华罗庚这样在学校任教的国民党员逐渐地对蒋介石国民党由失望而感到绝望,几乎不可避免。

 

 



[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2] 唐纵前引书,第626,634页。

[3] 唐纵前引书,第622,634页。在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处理的过程中,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得尤其明显。

[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215页。

[5] 《何应钦致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兄并转立夫、骝先、公展诸同志电》(1945年4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特003-31。

[6]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

[7] 《杜聿明致重庆侍从室钱主任转委座蒋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09198,34009221。

[8] 《蒋介石为阻止学生运动给教育部的代电》(1945年8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一二一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416页。

[9] 见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1月24日

[10] 《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奸党分子鼓动学潮及我方防制经过概要》(1946年),《一二一运动》,第452页。

[11]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一二一运动》,第461页。

[12] 同上引注,第453-454页。

[13] 同上引注,第465-466,478页。

[14]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83号快报附件二》(1945年12月),同上引书,第477-481页。

[15] 同注10,第452页。

[16] 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5日;《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946年5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457-458页。

[17] 《查宗藩供词》(1951年1月17日),《一二一运动》,第427-428页。

[18] 云南大学校长替本校费孝通等辨白,邱清泉竟当面讥讽熊看事不明,称:“熊蒋长是忠厚者看事不明,即就熊校长所称费孝通先生学问好一节,即可证之。盖费先生文章不通,余虽武人亦可与之一比。”《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转见《昆明学生罢联会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郑重启事》(1945年12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117-118页;同注11,第487页。

[19] 见《夏培信供词》(1952年11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425页。

[20] 同注11,第484-485页。

[21]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208-209页。

[2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李宗黄策动“一二·一”惨案的一些情况(二则)》(1986年7月13日),《一二一运动》,第138,423-424页。

2005年06月23日 20:06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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