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由于国民党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这一发展，毫无疑问从孙中山坚持的“容共”政策中获益良多。但进入1925年，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的领导层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独树一帜，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相当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从3月“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到11月北京西山会议召开，在不足10个月时间里，国民党自身组织竟然接连三度发生严重分化，其中固然存有种种特殊的原因与背景，而无可否认的是，它们也都与国民党内部在“容共”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国共两党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

在以往的研究当中，人们较多地习惯于仅仅从“反共”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1]事实上，这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及其对孙中山“容共”政策，态度各有不同。冯自由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不同于张继、居正等人参加的“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中戴季陶等人，又不如谢持等人激烈。而且，这个时候部分国民党人怀疑或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怀疑或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作为，包括怀疑或反对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宣传推行共产主义等等，也与后来国民党人所使用的，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反共”概念不完全相同。至少到1925年为止，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主要还是“容共”或“分共”的问题。简单地从“反共”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无论其为肯定为否定，自然难以体察当时条件下影响分裂者情感、判断和认识的各种复杂历史因素与特定之历史环境，因此也就往往难以具体区分人与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不同与区别，从而无法真实地反映当时国民党内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形，无从真实地说明国民党中相当多数人对“容共”政策态度逐渐变化的经过与原因，甚至容易造成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漏读甚或误读。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分裂者当年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可能偏颇片面，但当年他们曾经因为那样的看法和感受而走向分裂，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深入了解国民党分裂者当年如何看待“容共”问题，分析说明他们逐渐走向“分共”道路的主客观因素乃至心理情感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无疑也是历史研究所必须面对的一项工作。[2]

                      党内分化之缘起

由于历史的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国民党组织一向比较涣散，内部人事方面的纷扰与冲突，也时有所闻，历史上更是多次内讧与分裂。但是，1925年国民党自身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事件，却主要地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党内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由来以久的意见分歧。自从1922年秋天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来，围绕着“容共”政策的利弊得失，国民党人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

刚一得知孙中山实行“容共”，并准备改组国民党，最先表示异议者即为在海外之华侨党员。据孙中山介绍说：“本党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疑，盖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也。对于此事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本总理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为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3]

身为华侨商人党员，自同盟会时起即为革命在南洋积极筹款，对孙中山的事业帮助甚大的邓泽如，这时也怀有同一恐惧。他曾历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建设部长、参议、两广盐运使和广东省长等要职，这时则是孙中山委派的9名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并被授权与廖仲恺一同召集特别会议，参预负责改组事宜并兼任广东支部长。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正是他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的1923年11月29日领衔上书孙中山，历陈“容共”之危险。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他得到消息说：“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不仅要“利用我党”，而且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阴谋使国民党外结怨于国际，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据此，邓泽如与林直勉、赵士觐等在上书中尖锐地提出：“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4]

国民党过去的组织几乎都在海外华侨当中，“在国内，毫不具基本组织，所谓活动，只有少数有知识有势力之人为高级之政治的活动”。“重要分子与在下层阶级之同志，永无见期，即相见亦树一阶级之墙壁，不相融合。”[5]换言之，国民党以往在国内之基础，主要是依靠少数有知识者或有恒产者。而无论海外华侨，还是国内少数有知识有势力之人，他们切身的经验都使他们绝难接受共产党人阶级革命的理念。张继等国民党老党员最初主动为国民党引进共产党人，除了多年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相识和私谊在起作用外，根本上还是希望共产党能为国民党所用。但自1922年秋共产党人先后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来，他们却渐渐认为共产党另有一套，并不真心尊重国民党的领袖，也不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甚至身为国民党员，却在共产党的杂志上动辄批评、规劝国民党，俨然以指导者自居。这种情况在中华革命党时有过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经历的老党员眼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6]基于对国民党特有的感情，国民党改组伊始，并非海外华侨出身的老党员，也纷纷表现出对无条件“容共”的怀疑态度。根据国民党“一大”前夕上海中央干部会议之纪录，张继、彭素民、张秋白、居正、吕志伊等人已在会上不同程度地对共产党有组织有目的地加入国民党却不加防范的做法，表示疑问。他们强调： “社会党有社会党之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若个人行动而跨入别党者，尚有可原，若改组时带有奖励别党情形，殊为可虑。”因此必须规定，“既进本党，自应遵奉本党主义，……其他团体不可仍存一党见。”无论如何，“党中不可有党”。[7]

国民党内部之分歧，在改组前夕实际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这时在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容共”政策则明确抱以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当有党员鉴于共产党人极力争取国民党“一大”代表席位，因而怀疑“容共”之作用时，胡汉民即直言批评说：“你这回的怀疑，我敢认为是无益有损的‘过虑’。你说有若干由共产党加入本党的同志，……选举的时候，他们居然以少数竞选胜利，你甚为不安。我推测你的意思，大约是歧视他们，我以为不应该的。”“你研究过民生主义，你至少可以认共产党为友党。至现在已经加入本党的党员，就更是党中同志，还有什么可以歧视的地方？他们以少数人能竞选胜利，是他们对于党的热心，是他们能奋斗的结果，难道妒忌他，可以说他们不对么？”“你说他们还和共产党未断关系，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知道当同盟会的时代，同志李石曾、吴稚晖、褚民意〖谊〗先生曾在巴黎入过无政府主义党吗？褚民意先生还和雷铁崖先生为政府问题大笔战一次。在他人说，或者疑惑这几位先生已经不做同盟会的党员，不和我们一起进行革命，谁知到了辛亥革命实现的时候，这几位先生同我们一样尽力，而且至今天还承认和我们是同志。无政府主义离我们比较共产党更要远些，几位先生和无政府发生关系，尚且不必怕，他们和共产党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这个先例或者你以为是最少数的人，这几位先生不是他人所能及。就请再看同盟会时代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员加入本党，我们欢迎之下，并不迫他们断绝原有会党的关系，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三点会等只是反清复明的宗旨，和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相近，也就如共产主义和我们的民生主义相近。我想这个先例，你不能不承认了。我劝你并劝各同志抛去彼此歧视见解，一致的向主义进行，努力于主义底下所应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样的努力，那时什么猜疑都没有了。”[8]

在国民党改组之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影响及势力尚小，两党之间的纠纷亦不多，再加上孙中山的自信与权威，要想从根本上质疑“容共”政策，几乎没有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孙中山对邓泽如等人的上书详加驳复[9]之后，邓泽如等即不敢再提异议。原上海中央的干部在听取了廖仲恺代为解释的孙中山的意见之后，也不再有直接的反对意见提出。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更于开会之次日即发言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要求老同志不再排斥新同志。[10]结果，在心存敬畏之下，会上全无表示怀疑孙“容共”政策之人，即使有所质疑，也仅止于双重党籍问题而已。

有关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的讨论，发生在1月24日和28日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会议上。先是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教授何世桢在24日的审查草案会议上提出，应增加“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17名审查委员中，除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和赞成并拥护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等六七人外，谢持、茅祖权、居正、石瑛、邓泽如、谢英伯、于右任等大多都是已经或后来对“容共”政策表示怀疑甚或反对态度者。但何世桢的提议竟因多数反对而不得不撤回，足以见这时会议的气氛。28日与会代表方瑞麟在讨论草案的大会上亦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虽获附议者10人以上，照规定得交大会讨论。但公开发言附议者，也仅两三人而已。不仅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发言为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其他发言者也大都反对方瑞麟的提议。包括后来转为反对“容共”政策的叶楚伧，在会上的发言也是极力主张：“今既有人来归，加入我们的团体，为甚又不要他？”强调：“凡加入本党者，只要能行本党主义，能遵守本党党章，就是我们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方瑞麟的提议自然不了了之。[11]

尽管国民党内原本怀疑“容共”政策的老党员，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出于对孙中山的敬畏，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一大”召开和国民党正式改组的结果，却再度刺激了他们。这是因为，新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权力机构，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一举拥有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席次。[12]而作为中央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党部不仅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党员聚集的上海，而且新选用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甚或共产党人，组织、工人、农民等部部务则基本上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