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共产党人过多谋求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机关领导地位的情况，就连莫斯科这时也觉得不妥了。9月，莫斯科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有产生左倾的危险”。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给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指示，强调：“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83]10月初，当莫斯科得知胡汉民、许崇智相继被挤走之后，更是表示“绝对无法理解”，明确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把共产党孤立起来，而且会使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84]

然而，莫斯科距离中国千里之遥，其措施远水不救近火。就在莫斯科开始担心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太过“左倾”的时候，鲍罗廷还在继续推行他的排挤国民党“右派”的行动。在他的推动下，汪精卫等人在挤走胡汉民、许崇智之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一切有反对“容共”政策嫌疑的党内高级干部。“老右派”自然不能在广州立足。谢持刚到广州不久，就被要求马上离开广东。新的具有“右”的倾向的国民党中常委林森、邹鲁以及孙科等人，自然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于中央决策圈之中，故而被被借故派遣北上。广州因此眼看就要成为清一色的左派阵地，所有受到排挤或深恐国民党中央落入鲍罗廷和共产党人之手的国民党人，不免会因此而极度不安与恐慌。

邵元冲的态度变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邵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一向感情不错，并受孙中山信任，因此虽一直看不惯共产党人，却始终坚持不左不右，维护国民党中央的立场。廖仲恺遇刺之8月21日，他正在杭州，“闻之惊惋”，“冀其不确”。25日返回上海，“知仲恺被凶徒所戕之耗良确，且闻事涉展堂（即胡汉民－引者注）、毅生、卓文、直勉诸人，展堂、直勉皆被拘，毅生、卓文已遁，现由（蒋）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且以电信迟滞，确信难得，犹为耿耿不安。”27日“与楚伧、季陶在哲生（即孙科－引者注）寓会议，致书政治委员会，谓对粤事宜各重要同志切实联络”。直至9月8日，从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刘芦隐口中听说“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戴季陶“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虽心情大坏，开始与刘芦隐等议论“此后吾党努力之道”，却尚未定下反叛之心。但此后的情况已不依其意志为转移了。11日，12日，13日，这时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们频频聚会，“对于粤事拟有所讨论”。13日从报上得知“粤拟派展堂、哲生、子超（即林森－引者注）、海滨（即邹鲁－引者注）、季龙、友仁为外交委员北上。”根据多天议论之结果，邵不能不相信林森等人“皆精卫所欲排者，其剪伐异己之心益彰矣”。至此，邵元冲的态度明显发生改变。他开始与一向不赞成“容共”的谢持等频繁接触。待23日晚林森、邹鲁等到达上海之后，即与邹鲁、谢持、林森等共商“今后对于党务补救之办法”。两天后，几人便商定：由林森、谢持、邹鲁三人“分别邀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来沪筹商办法”。28日，邵元冲、林森、邹鲁、谢持、覃振、叶楚伧、孙科等在谢持家“会议党事”。决定一面派人秘密活动蒋介石、谭延闓等军事将领，争取同情，一面集合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就党事及政治召开专门会议，以决定补救办法。[85]这个时候的邵元冲，和许多国民党老党员一样，已经下决心要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秘密联络之后，经由邹鲁起草，并有张继、林森、谢持、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联合署名，于11月30日致书广州汪精卫、蒋介石等，公开说明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函称：“总理许共产党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然与之划分，俾党国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索义以总理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误，则不惟失革命党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86]11月16日，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瑛、石青阳和张继、谢持、吴稚晖、茅祖权、傅汝霖等中央执监委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各地执监委：“决定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87]

值得注意的是，铣电中列名的中监委，是否都征得过本人同意，尚属可疑。因为至少吴稚晖对谢持等人的做法是一向不赞成的。还在林森等发表铣电的当天，吴稚晖就曾发表答邓家彦书，一方面严辞回击邓家彦否认孙中山遗嘱的谬说，一方面公开为国民党联俄“联共产党”的政策辩护，断言“共产党鼓吹共产主义，乃是他们最后希望，未必即行共产政策。”况且“一个叫人可怕的共产党，竟能应时世的要求，降了格来进三民五权的国民党”，这无疑“要算知道中国国情，不负主义，亦不负祖国了。何以如孟子所谓，即入其笠，又从而招之。与官僚尚可握手，独党人不能通融么？”[88]见到林森等致广州的电文后，吴稚晖与李石曾等亦联名致函林森等人，表示不同意见。强调“广州汪、蒋诸君应付过当，先生等见之较真，爱之较挚……自应愤慨。惟古人尝有观过知仁之一说。先生等与汪、蒋诸君交谊尤亲，体察尤悉，倘以为彼等近日之举动全出于野心与忮刻，当无望其觉悟，即直加掊击，自亦无所恤。倘先生等以为止出于狂信与偏听，则其人终将可与为善，似以鲍叔见谅之态度使之徐悟，必愧悔较易。……惟目前牵涉方面太多，伺间以弄黑白者太众，万一三人成虎”，岂不正中他人下怀。[89]在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沈定一等到北京后，吴稚晖也极力劝阻做分裂之举。他在谈话中间力持：即使广州汪精卫等做法有不当，宜“对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90]

邹鲁、谢持等人要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央全会，还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反对。冯自由等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公开登报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事项，暂由本俱乐部代行”了[91]。虽然得知邹鲁等人意在排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但当冯自由、邓家彦等要求联合开会被拒后，他们就深知两部分人其实仍旧是格格不入。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形象，阻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行使职权，冯自由、邓家彦等17日特派江伟藩等前往邵元冲、戴季陶等下榻的香云旅社，当面质询并威胁，再遭“训斥”后，即于11月19日，由江伟藩等纠合数十人，乘车浩浩荡荡，再度赶往香云旅社，劈头即怒斥出面接待的戴季陶、沈定一“破坏国民党，扰乱中国，证据确凿，有目共睹”。几句不合，便当场群殴戴、沈二人。据邵元冲日记，当他听到喧闹声出来观看时，正见江伟藩指挥凶徒殴打戴季陶，并将沈定一强行拖上门外的汽车。“季陶抱树痛哭，众仍欲掖之使去。余勃然愤，因趋前引季陶入室，凶徒等乃以一部分追季陶，一部分则围殴余，余之瞹曃遽为所碎，凶徒等以杖扑余数回。余与支持少顷，知无所济，乃退入别室，凶徒等乃挟季陶、剑侯（即沈定一－引者注）登汽车（凡三辆）电驰而去。余顾同舍者只惠（慧）生（即谢持－引者注）在，因与商援救季陶、剑侯办法，因分别通知香山第五巡警分署及侦缉分队。”[92]

据此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言人称，他们殴打绑架戴、沈二人，纯粹是因为戴“反对‘反共产派’最力，曾拼命帮忙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做股票交易所，大发其财”，而沈则根本就是共产党。特别是春天孙中山去世后，戴、沈二人反对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最为坚决。戴季陶不仅在北京召开的一届三次中央全会上力持反对意见，而且通不过后就跑到上海，与沈定一等人，发通电把所有赞成通过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的委员大骂一顿，并且最终使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93]因此，他们必须要让戴、沈付出代价，公开悔过。直到他们得知这些人此次聚集北京西山，也是为了反对共产党人，才不再继续为难戴、沈二人，将二人放回。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还是逼迫二人写下了“悔过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戴、沈二人的“悔过书”是在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逼迫下写成的，因此，“悔过书”中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似可以看成是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观点和主张。而就沈定一“悔过书”中的言论看，可以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冯自由等这时事实上已经从主张分共，开始走上主张反共的道路了。如所谓“共产党日以‘反革命’詈及非反革命之中国国民党分子，以掩护其反革命之行为”；共产党“以工人为革命工具”，“非藉以献媚其首都之莫斯科，即驱使工人为共产党利益而牺牲”；“共产党累次发表反仁爱之主张”，皆“足以证明共产党为反革命团体者”等等，在在都表明了冯自由等态度之极端。[94]

戴季陶、沈定一二人被放回后，次日即与邵元冲、叶楚伧等回到北京城内居住。戴“恐此后危险愈多，乃决定明日赴津。”邵也心有余悸，打算看第二天情况如何，决定去留。22日，邵元冲与叶楚伧、沈定一、邹鲁、谢持5人到商品陈列所开会，讨论次日在香山开正式会议的事情。几个人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就初步确定了次日开会的主要议题，为“（一）与共产派实行分离；（二）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三）纠正政治委员会权限；（四）修改选举法等。”为防备再有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人前来捣乱，大家决定一早就前往香山孙中山灵前行礼，礼毕即至石青阳寓所开会。但到第二天要正式开会时，邵元冲却顾虑有再度遇险可能，没有到会。当晚即离开北京去天津，然后匆匆返回上海。[95]吴稚晖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劝告叶楚伧等也不要参加。结果，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除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4人为共产党人外，能够确定到会者，实际上只有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等五六人，和监委谢持与两名候补监委茅祖权、傅汝霖，总共也不 过10人。[96]尽管后来有张继、居正同意列名其中，且会议当天就通电宣布“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日停止职权”，[97]但西山会议显然还是无法确立其合法性。[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