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山会议的合法性而言，西山会议的公开决议及其影响显然更为重要。8月30日和9月13日，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曾发出两项公开通电，其一针对共产党，其二针对汪精卫等。两项通电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广州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且直言声讨汪精卫、蒋介石等，言辞激烈。内称：“汪兆铭、胡汉民、廖仲恺、蒋中正等，勾结共产党徒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多人，破坏本党，违背主义，私受外国货【贿】赂，倡言屏弃外蒙，拱让俄人主权，窃分金佛朗款，诈骗工商赀货，似此种种反革命行为，至属罪无可逭。而汪兆铭等，又复伪造总理遗嘱，欺己欺人，坐使百粤名区，尽成赤化，引狼入室，为虎作伥，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愤。”兹据俱乐部理事会查明彼等反革命行为，“议决除廖仲恺已死外，汪兆铭、胡汉民、蒋中正等，著即革除中国国民党党籍。此外入寇本党之共产党徒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亦全数驱逐出党。”因今日的国民党名存而实亡，“其所谓中央委员会者，实为共产党徒发号司令之机关。所谓国民政府者，乃三数不肖分子共产党徒，以揽权窃位之政府。……故今日（在粤吾党）各将领，若能联合声讨共产政府，实为救党讨贼，并非主客争持。驱逐神奸巨恶之后，则当重造吾党，实行民治，还我党革命救国之本色，拯全粤人民水火之深热。本党及全粤之存亡，均在此一举。”[99]

比较之下，西山会议之决议，虽也有针对共产党和汪精卫者，但态度明显不同。

西山会议通过之取消共产派党籍之宣言称：“本党总理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之加入也，因其声明系以个人资格而信仰本党主义，愿于国民革命进程中努力于本党主义及宣传与工作，非以共产党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乃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劝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结果。且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势力，且藉以维持苏联。此不独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俱在。共产党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成功。”[100]而会议通过的开除汪精卫党籍之判决书，也只把矛头指向汪精卫一人，称：“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予以自新。”[101]不难看出，西山会议这时对共产党仍愿视为革命团体，主张“并行”“合作”，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必欲反共的态度确有相当不同。

当然，由于会议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同时决定停止“容共”政策，并且形成了另外几项重要议案，如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解雇鲍罗廷顾问职务案、取消凌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的政治委员会案、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和修正代表大会选举法及准备择期择地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案，等，俨然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做法同出一辙，事实上仍旧是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他们这些元老级的中执监委的号召力又远较冯自由等人要大得多。因此，西山会议刚一宣布召开，各地就陆续有党部公开登报声明附和，并逐一开除各地跨党人员。甚至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也转而成了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西山会议派并在上海执行部原址成立中央机关，开始号令全党，且宣布要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102]面对这一形势，广州方面12月4日公开发表通告予以否认，进而汪精卫、谭平山等均发表谈话与报告，宣布其违法。[103]结果，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相互指摘、辩难，自诩正统，并且真的分别在1926年1月的广州和3月的上海弄出了两个代表大会。此举自然影响到各地国民党党部亦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互相指责、互相开除，许多地区党部因之分裂。这种分裂与冲突，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了党员之间，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感情。虽然西山会议以及随后之上海“二大”仍旧公开承认共产党为“革命友党”，事实上下层支持西山会议的党员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将共产党视为“反革命”了。

仅以上海《民国日报》编辑为例，12月14日，他们才宣布共产党为友党，一周后就多少改变了口吻。在14日的言论中他们说：“本党虽然和共产党抱合的形势，而仍不妨认他们为政见略有不同的友党。本党决不跟一般盲目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的人们一样，与共产党以敌意的仇视。本党此次解除抱合共产党的形势，而仍主张此后在民族主义的工作上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是完全出于善意的。” [104]而22日的言论中，他们却公开指责共产党人为“反革命分子”了。称最近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查获了共产分子李公侠指国民党党员为“非同志”，及在党军内暗中宣传共产党主义的证据。李在一秘密信中写：“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以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军官方面，……我们工作尚无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言论就此指出：“我们只要看李侠公这种秘密的书信，便可知道共产派分子平日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作，是共产党底工作，而非国民党底工作了。”既不为国民党工作，又不认国民党人为同志，还要秘密地在国民党内宣传自己的主义，这种心口不一的共产党人与陈炯明、冯自由、江维藩等人有何区别？“在国民党中，凡是不完全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号称革命的，便是国民党的叛徒，便是反革命。所以在这一个基础上看，陈炯明、冯自由、江维藩、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辈，同是国民党的叛徒，同是反革命分子。”[105]

不过，严格说来，西山会议虽然在组织上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极大分裂，对于下层党员的影响颇为明显，而它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倒是那些一度反对西山会议，和部分介入了西山会议发起过程，随后又被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广州国民党中央请回到广州去的国民党老党员，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既包括1925年始终不赞成强行分共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也包括这个时候一度赞成分共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他们在1926年1月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但是，西山会议的准备、发动与召开，毕竟使他们更直接地卷入到党内斗争，特别是国共斗争的政治风波当中来了。他们对国共关系影响国民党命运的实际状况，有了更切肤更深入的了解。一年以后，他们不仅全都转向赞同分共，而且他们的言论和决心已远远超过了西山会议派，完全彻底地转向了政治反共。正是他们的存在，以及相当一部分本已附和西山会议，随后又以各种形式回归广州国民党的中下层党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1927年蒋介石最终下决心走向“清党”。这应该是西山会议派始料未及的一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