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指的是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其对外曾公开其名义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并组织有“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西安事变乃一军事政变，面对强敌环侍，战火东燃，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在事变期间的军事协商和应变部署无疑具有关键意义。多年来，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仅就此作一系统的说明。
事变初起时的军事形势
张学良早有联苏、联共、抗日、反蒋的想法，根据1936年5—6月间中共与张学良商定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双方原准备在这一年的秋天，至迟11月公开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1]此一计划订立之初，张学良与杨虎城尚未就此互通讯息，因此杨的十七路军没有计算在内，但考虑到十七路军其实也在暗中与红军订有妥协的密约，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陕、甘地区这三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相互间取得反蒋默契，联合控制西北大部分地区(即包括陕西、甘肃大部以及青海一部分在内)，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早在与苏联密切合作，西北发动的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有利。
西安事变发生时，军事形势已大不如前。首先是红军1936年春东征山西前以为根据地的陕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同年5月西征以后，直至宁夏战役进行之初还曾控制过的甘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时候已先后丧失，或沦为游击区，红军主力除一部渡过黄河进入甘西地区以外，近5万兵力几乎全部被压缩在北至盐池、定边，南临洪德、豫旺，西不过惠安堡，东不过安边堡这一十分狭小的区域里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虽然还分布在东迄潼关，西抵兰州，北达洪德，南逾秦岭这一广大区域内，但由于汤恩伯率领的十几个团的中央军一度从山西越过黄河进占陕北，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又尾追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南切入甘北、宁夏，致使西北唯一的交通要道西兰大道被拦腰切断，使得东北军东西两面暴露在中央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张学良原计划以甘北平凉及其以西地区作为抗日发动的根据地，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2]等部二十几个团的中央军横阻其中，更是使张学良有如梗在喉之感。
尽管形势险恶，要发动这样一次意在影响全国的特大军事政变，身为军事领袖的张学良自然在军事角度也预先有所设计。张学良敢于冒险一试的最主要的资本，一是有蒋介石在手里，南京方面多少总会有点儿投鼠忌器的心理，不致大举冒险攻城，置蒋介石之安全于不顾；二是他自信手里还有20多万军队，可以与南京方面相抗衡，万一西安不守，还可以退向甘肃平凉以西的根据地与其周旋相当时间。当然，把蒋介石扣押下来，谁也不能保证蒋会服软，或南京方面一定肯妥协，何况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因此，张必须要做战争的准备。
这时，在西北的东北军总共有四个军并三个独立(直属)师，即驻守兰州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甘北参加守备和剿共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以及驻防渭北一带的第五十七军(军长先为董英斌，后为缪征流)和第一0六、一一五两个直属师，总兵力约13万人。而十七路军则有两个师四个旅，即第十七师(师长孙蔚茹)、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以及警备一、二、三旅和独立旅，兵力约7万人。另红军为三个方面军，兵力将近5万人。三方面力量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三支军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虽然相对作战能力较弱，但以阵地战阻遏中央军推进，张学良多少还是有信心的，何况还有战斗力较强的红军相配合，因此在他看来，军事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当然，这里的第一步是夺取潼关，利用有利地形拦堵中央军沿大路突进。在这方面，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部分兵力都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应该能够办到。其次，就是对付西线的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一旦他们把矛头转向西安，很可能会切断西安与平凉基地的联系，因而威胁甚大。好在红军主力恰好位于西线，他们在数万东北军的配合下，应该可以挫败中央军的进攻。毕竟，红军曾经不费力气地战胜过东北军，不久前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打败过胡宗南。[3]
事变开始后的应急措施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的前途及其应取的对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讨论中，中共领导人深感军事情势不容乐观。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再电西安方面，详细说明了目前应取的军事方针。电称：第一，正在河南驻防的中央军刘峙集团很可能会合力夺取潼关，靠近潼关的杨虎城的部队应集全力占领潼关并坚守之。第二，为确保西安有巩固的后方，必须牢牢控制兰州及汉中这两大战略要点，为此，除应令东北军于学忠部固守兰州，防备毛炳文等部进攻外，尤其应集中东北军之王以哲、董英斌两部与骑兵军于平凉、会宁之线，将该线上之中央军赶向陇南，同时拒止胡、曾、关等部南下。为配合此一行动，红军将以有力之一部尾追胡宗南部，另以一部防守固原、海原之线，以便在胡宗南向南推进时，合力夹击之。
这时，南京方面已经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12日当晚即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紧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6]与此同时，接到张学良密令夺取洛阳的东北军驻洛阳炮兵旅旅长黄永安已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而本来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冯钦哉部也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在西安方面之前夺取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一步抢占了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由此而洞开。再加上南京方面掌握实权的何应钦强烈主战，甘北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这时也得到消息，蠢蠢欲动，西安方面明显地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颇为焦虑。他于14日发电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情况，要求红军主力务必承担起监视胡宗南、毛炳文的任务，同时抽调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以防中央汤恩伯部回师陕北南下。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这一天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做好迎战准备。电报主张：（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於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於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箝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箝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於大局无碍。[7]
据此，毛泽东当天即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我野战军三个方面有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到后以情况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之任务”，部队应于“明十五日开始出动，限七天到达”。考虑到潼关失后，西安易攻难守，再加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作战能力的担心，彭德怀等相信借机击破胡宗南，创立甘北根据地，进一步接通甘西并出宁夏，争取实现接取苏联援助的目标，对整个“三位一体”的巩固和发展，要比南下西峰镇去增援西安更有意义。但毛泽东坚持认为，既然现地胡宗南暂时没有动静，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相救，“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又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又在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一来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来也不影响打胡，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都有几种机动，而在现在情况下孤军伸出宁夏，完全没有可能。[8]当然，考虑到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从保持第三者姿态的宣传角度考虑，认为“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