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北，紧接着发动了以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接取苏联军事援助为目的宁夏战役。在国民党中央军东南两面夹击下，特别是受到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快速推进的冲击，红军主力于10月底被沿着黄河切为两段，除两万余人西渡外，大部红军被迫撤离黄河东岸，并在胡宗南及张学良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进逼之下，节节北退，形势极其危险。[1]在这种情况下，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特别是能否沉重打击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就成了中共和红军能否继续在甘北和陕北坚持的一个战略关键。因此，西安事变三周前红军在甘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队一个旅的山城堡战役，不仅对当时中共和红军的去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争取东北军，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有相当的心理影响作用。以往，在谈论山城堡战役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红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却很少注意到其成功背后的东北军的配合和这一成功对西安事变的影响。本文仅就此作一说明。

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放弃陕甘苏区

    还在10月初红军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师之前，中共中央就注意到跟进在二、四方面军身后的国民党中央军是其实现下一步宁夏战役计划的严重威胁。但当时中共中央估计在西北“剿总”指挥下的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等部[2]推进速度不会很快，他们很可能会花一两个月时间凭据西兰大道来构筑封锁线，因此，十、十一月间“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为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否则就合力给这些追敌以相当打击，争取拒止该敌至次年二月，以确保能够取得苏联装备回过头来打破其封锁线。[3]

 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于11日下达了《十月作战纲领》，决定一面以部分兵力逼向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一面迅速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以西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各个战略要点，并于11月10日以完成一切攻宁准备。[4]但至10月24日，当四方面军已取得渡河条件，并已开始实施渡河之际，毛已敏锐地注意到国民党中央军占据西兰大道，有进一步北进可能。他担心一旦中央军进入甘北，红军将全部被压在甘北狭窄区域内，那时，因向北攻击马鸿逵、马步青并夺取遍布土围子的宁夏地区带有阵地战性质，需要较长时间，南面中央军的大军围逼将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严重不利局面。因此，他当时即提出：“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尤其是如何打痛先头之胡宗南部。只不过，在他看来，做到这一点还不甚困难，“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5]

  　然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与毛炳文等部之先头部队仅几天时间就紧追红四方面军逼近红军渡河口的靖远及打拉池一线。鉴于此，彭德怀于29日发布在海原至打拉池一带歼敌的命令，要求四方面军尚未渡河的部队停止渡河，准备配合向古西安州及海原以北关桥堡一带集结的一方面军，于31日前在打拉池以东以南做集中部署，准备东西两面夹击北来之敌。毛泽东亦亲自去电，鼓励部队争取“一战而胜”，使“全局转入佳境”。[6]不意，敌28日即进占郭城驿，30日已前突至靖远，11月1日更全面占领由靖远、打拉池至古西安州、海原、郑旗堡一线，不仅原来受命留守靖远渡口护船的四方面第五军被迫放弃渡口，护船随先前渡河的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西渡，而且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以北集中歼敌的计划也被迫放弃，河东红军全部离开黄河东岸撤至海原以北，西渡攻宁接取援助的宁夏战役计划自然也因此而告夭折。

 　 11月1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会合于关桥堡，经研究，仍决定争取在关桥堡附近寻机诱歼一部中央军，以阻敌北上。对此，毛深表赞成，提议：争取继续扼守关桥堡，吸引胡敌先头两师，然后全军从三面出动攻击该敌。他同时通知彭德怀等：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但毛也估计到，敌先头之师到关桥堡后很可能发生戒心，停下来等候后续部队不上此当，并担心地形不利作战。[7]果然，敌先头之周祥初、孔令恂两师稍停后才续进，而其行动路线又确实不利红军侧击。结果，诱歼胡宗南中央军一部的计划再度落空。

  　随着红军被切为两段，中央军步步北进，红军不仅根本无法实现接取援助的计划，而且因为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南这一狭小空间内作战，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不要说部队越冬被服无处解决，就连筹粮和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随着前线一次又一次提出作战计划，又一次次地被放弃，毛亦深知对中央军作战之不易，故虽一再提醒前方：“部署得好有打着可能”；“再忍耐几天有消灭周孔一师的希望”，等等，但也并不强令前方冒险一战，每每嘱咐前方要“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甚至提出“不可能时则向金积、灵武、豫旺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但是，此时形势之严峻，中共中央是相当清楚的，因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向前线指挥官强调就现在地区歼灭南敌一部，阻止其迅速推进的极端重要性。毛从开始时希望一举歼灭敌一、两个师，到主张集中力量打一个师，最后变成“就是一、二个团也好”，其目的也不外就是想要“使敌进得慢些”，争取使红军能够有时间“筹粮休息”，夺取宁夏的计划显然已不在考虑之中了。在中央政治局几位成员共同研究之后，中共中央于11月8日提出的《作战新计划》已明确表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故红军除准备在11月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争取消灭中央军一部以外，应准备于12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远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部—引者注)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之后，南路、北路两部于适当时机渡河入晋，实行东征。第一步占领同蒲路，第二步争取东出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第四步出至皖豫鲁，第五步出至鄂豫陕，尔后再转回西北。届时已经西渡之红军西路军将完成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任务，红军装备之改观自然使其获得相应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也就不足为惧了。[8]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即可看出，这实在是一种逼不得已的办法。第一，此一计划无疑是一种内战计划，这不仅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情势严重不合，就是与中共中央1936年8月公开发表告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停战议和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相违背的。计划固然一再表示：此一行动仍在“争取扩大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一旦取得妥协，即放弃此一计划，“依协定行动”，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必然对南京形成更大威胁，从而引发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将有更充分的理由坚持其以消灭红军为目标的“安内攘外”政策。第二，红军刚刚经历了大量减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块落脚点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没有根据地的长时间的转略大转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度陷入到这种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当中去。更何况此行所经之地，远非南京政府当时还鞭长莫及，且交通条件恶劣的西南西北地区，在这些地方取粮征兵满足红军给养固然较易，但也便利于蒋介石调兵遣将，因此红军此番征战的形势也必然较上次长征更为险恶。第三，计划书所规定的红军主力南路军东渡之前的第一、二、三步行动路线，无疑是从避强趋弱的角度设计的，但选择东北军、特别是十七路军驻防地区，而不是选择中央军设防地区作为攻略方向，虽然有助于红军实现“扩大红军，解决给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要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盟友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与战争。计划尽管明确指出了此举“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但它将损害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统一战线关系是可以想见的。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肯定了这一新的作战计划。会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没有多大把握，一是靠张学良，设法让中央军停在西兰大道上不再北进；一是靠打，消灭他两个师，但是都没有办到，现在红军的地方越来越小，几万人挤在这里，粮食、被服、兵源都无法解决，因此暂时脱离苏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向东过黄河，走不通再向东南走豫鄂边。之所以要先向东，不仅仅因为其他方向走不通，而且也是从政治、粮食和兵源几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上，可以再度打出到河北抗日的旗号，使蒋找不到借口，一边打，一边仍设法与蒋妥协。但无论如何，再度长征已不可避免了。中央书记处当日电告共产国际称：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