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经历过惨重的失败，它的武装力量只剩下4万余人，根据地也只剩下陕北一隅之地。而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它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中共的成功，无疑包含着一系列重要的主客观因素。而它能以数万武器简陋之师，坚持周旋在有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的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军事斗争策略，需要了解的是，其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未雨绸缪、一蹴而就，然后一成不变的过程。事实上，从抗战开始直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包括对与国共关系前景，和国际战争发展前景的认识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1937年7月初，“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局面迅速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万多红军主力迅速实行改编，加入南京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组成第八路军，准备投入到对日作战之中。最初，为适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派遣正在改编的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积极准备。直至7月28日，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仍旧明确表示：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1]
中共中央开始提出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是在北平、天津于7月29日和30日两日相继失陷之后。由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3日即告瓦解，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对数万红军加入正面抵抗的作用迅速发生怀疑，开始考虑改变前此为适应国民政府正面防御而制定的作战部署。8月1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主张根据“当前敌我情况”，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2]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同他这时对此前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还在一年以前，当毛泽东系统研究前十年军事斗争的基本经验时，就曾经把那种关于用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军事主张，看成为导致红军失败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不能领导农村的大国，敌我对比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短时期内又难以发生改变，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是不可避免的。“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则绝非红军所长。[3]因此，即使在中共中央出于保持对红军的集中领导和适应当时华北正面抵抗的作战需要，主张红军集中作战和担任固定防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曾要求中共代表向蒋介石说明：“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4]平津战役迅速失利，更促使毛泽东注意到扬长避短的重要性。他为此特别要求在外面的领导人“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该隐瞒红军若干不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以及“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等等。[5]
促使毛泽东决心迅速改变前此计划的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这就是，国共两党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在两党这一阶段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谈判当中，国民党又坚持不承认中共和边区的合法地位，甚至必欲剥夺中共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惕。而就在7月底平津失守之际，南方又报来红军何鸣部800余人被国民党军队于7月16日设计缴械的消息，更激起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的极大不满。毛泽东等一方面明确指示各部队“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一方面要求中共代表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军事合作的问题上小心谨慎，避免吃亏。在8月5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告诫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朱德及周恩来等：在红军参战问题上，不仅应当估计到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而且还要防备蒋之包藏祸心。[6]在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解释说：红军所以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集团作战对红军不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有戒心。据此，中共代表开始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红军愿意担任游击战的作战任务，希望国民政府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并同意作为战略游击支队的红军部队有依据地形条件及战况发展情况适当使用兵力的自由。[7]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提议。毛泽东首先在报告中提出了保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与警觉性问题。他强调指出，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两党虽然在打日本的问题上建立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我们的方针也应当是，一方面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另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考虑到这种情况，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比国民党更强大，毛泽东提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因此，红军当前的基本任务应当是：第一，创造根据地；第二，箝制与消灭敌人；第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第四，保存与扩大红军；第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而实现上述任务的方法，即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其基本的战法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着重于创造根据地和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会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在华北及上海两个方向国民党军队正面抵抗打得热火朝天，各界进步舆论对红军参战寄予极大期望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强调：“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不应把对日作战看得过于困难，日军毕竟是外国军队，武器虽好，经验却少，打垮一些，俘虏一些是完全可能的。他们主张：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或实行“运动游击战”，即要做打大仗的部署和准备，“不仅是游击战争”。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布了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命令。25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就职通电。而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先后开往山西前线。中央军委最初的计划是以涞源、阜平及灵丘三县为中心，背靠恒山山脉，将整个平绥线以南、平汉线以西和陇海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化为自己的游击根据地，采取游击和侧击的方式，配合平绥线和平汉线上友军的正面抵抗。几天之后，南口—张家口之线失守，日军先头部队分别进占蔚县，逼近易县，涞源、阜平及灵丘正当其锋，加上国民党大军退入该地，毛泽东又考虑将八路军的作战区域再向南移，争取以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一带为根据地。但是，随着日军进一步南下，特别是大同弃守后，毛泽东注意到，不仅“涞源、灵丘为敌所必争之地”，即使是恒山山脉也必被敌军视为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而进占之，因此，9月16—17两日，他明确提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为避免陷于日军的战略大迂回中，在战略上处于机动位置，仍应使红军设法展开于敌之翼侧。具体方案为：第120师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第129师准备进至晋西之吕梁山脉；第115师暂时置于恒山山脉南段，在日军前进对我不利时亦须南退至晋东南的太行太岳两山脉中。[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