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固然说明张已在设想一两个月后解决问题，实现与红军前议之西北大联合，但考虑到这时距蒋介石到西安来，只有四天时间，距离西安事变也只有十二天时间，可以想象，张这时即赴洛阳面前蒋介石前夕，尚无明确的诱蒋扣蒋方案，他多半是在考虑最后一次向蒋进谏，决心不达目的不止。若再失败，则要准备与蒋翻脸了。相信“张、杨早蓄劫的阴谋”的学者，显然认为张学良此时前往洛阳就是以骗蒋去西安为目的。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张魁堂先生也绘声绘色地把蒋介石去西安说成是张学良用激将法的结果，称：当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后，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11]

　　张学良是12月2日单人单机飞往洛阳见蒋的。姑且不论张此行是否真的抱着赚蒋来西安的目的，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在让红军自己想办法牵延一两个月时间，说仅仅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诱蒋而擒之，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事实上，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此次赴洛阳面蒋，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缓的理由，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和张魁堂两先生这里也均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是可靠的。[12]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多半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一些史实中看出来。就在张学良赴洛阳的前一天，即12月1日，他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告诉他叶剑英一周后将再来西安与他共同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显然，如果张学良此时有计划赚蒋来西安生擒之意，他没有理由不复电要求叶尽快回来。可是，他明知叶计划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可能要到12月中旬以后，却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张学良急电要叶火速前来的情况看，可以判断，他如果此时已有诱蒋来陕和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是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的。

　　同样，12月2日，即张临上飞机前，他还曾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赴洛意图，同时要刘将蒋介石新的“剿共”部署报告陕北中共中央，称12月10日国民党军队各部将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对红军展开大举围攻。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综上所述，在蒋介石12月初到西安来之前，张学良多半还没有就何时行动及如何行动作好准备，因此，恐怕不能说张是有预谋有计划地把蒋骗来西安生擒的。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也确实有一张大致的时间表，甚至包括采取行动的方式，他也多半已有所设想。因此，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也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毫无准备的行动。

2．张学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西安事变的？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下决心采取“捉蒋”行动，至少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是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在临潼与蒋介石谈话劝说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13]有人认为是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4]有人则认为迟至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5]

　　从新发现的史料得知，张学良初步考虑采取捉蒋行动，应该是在12月7日。在这一天下午，张学良曾有一封急电直接发给叶剑英，说明蒋介石来，仍坚持剿共，故要叶火速赶来西安相商“要事”。

　　张学良与叶剑英相处一个多月，叶原本即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代表，又具有相当能力和丰富经验，故张对叶十分推崇。事变发生后他曾坚持要叶担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组的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参谋长。因此，张学良在有心发动事变之际，自然会希望尽快与叶相商。而这个时候，叶刚在两天前致电张，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以便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从张学良接叶电后两天没有马上复电的情况可知，5、6两天他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张学良所以会在7日以急电方式要叶马上赶来西安相商“要事”，明显地是与他有意发动事变的情况有关。

　　但是，打算发动事变捉蒋，就此与中共代表相商，并不等于张这时已经下定决心并确定了行动计划。因此，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不是在12月10日就是在11日正式决定于12日发动事变的。问题是，究竟是10日，还是11日呢？认为11日才最后决定行动计划的比较少，其理由是，“蒋介石准备十二日离开西安”，他为此已经在11日晚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因此，当宴会之后，张学良生怕蒋介石这一走再没有机会实现其计划了，于是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时分召集所有军级将领，决定了发动事变的时间的具体步骤，然后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16]

　　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是的。因为，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西安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少一个月）可竟全功”。而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蒋固已考虑调派陈诚、蒋鼎文或卫立煌等来负责进剿事宜，但这时亦未做好安排，如何会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种说法虽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蒋介石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而张已下决心不参加剿共，故他约了杨虎城于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决定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并分头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说法一样，此说也仍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点以后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时分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当天凌晨的行动落空和败露。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决定发动事变，且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即行动，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事实上，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讲，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19]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之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