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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西安事变发生时间及经过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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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以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时期选在节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事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0]不难想象,如果照11日夜蒋宴会之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如前此一样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紧张以至无法掩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无论如何,依照张学良事后三次公开讲述他在12月9日晚为学生游行问题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执的情况,可知蒋介石当时对学生的态度对张精神上的刺激相当大。[21]7日张已有心对蒋采取行动,准备与叶剑英商量,但叶由陕北来,路上最快也要五天时间。鉴于张没有再打电报催促,估计张当时有再等几天的准备。然而,9日的争执之后,张学良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不等中共代表到来,独断独行地开始与杨虎城商量捉蒋计划,并着手部署。正因为准备仓促,因此当11日晚蒋介石突然召见时,才不免有些神经过敏。[22]

 

3.西安事变何时发生?蒋介石何时被擒?

  西安事变究竟何时发生?何时促到蒋介石,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越说越乱了。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计划12月12日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即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当日凌晨6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多数回忆和著作,谈到的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却比这一时间至少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包括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积数十年之研究,最后也坚持说,12月12日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23]

  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一点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点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24]

  为什么如今人们的说法和过去大相径庭呢?这里面的原因多半在于下述电报的公开。在这一天凌晨时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

  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时至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点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字样,于是,《西安事变简史》的作者们就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点,俘蒋时间自然也就应当在寅时结束之前了。

  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能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了呢?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性,即张学良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券,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就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解。要知道,第一,张学良的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点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约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当时一般电台联络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进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约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守听的时间,加上王以哲台,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了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张必须要在这时发报,故张尚未得到确息,就根据估计预先宣称事变已经成功了。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处,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花去很少的时间就在无路可寻的骊山东侧找到蒋介石?[26]

  根据之三,当时亲身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军官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未找到。如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加者,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均回忆:“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或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更为重要的是事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和蒋贴身侍卫蒋孝镇对此的说明。蒋孝镇事变后不久即说明,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而后张学良卫队搜山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蒋介石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他从华清池越墙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之中,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才见东北军“四处搜索”,很快被发现押解西安。[27]

  根据之四,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但内中并无张电中已将蒋介石扣留的字样,且明确肯定当时只是“意图俘虏”蒋介石而已,尚未成为事实。[28]故而在当天上午找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用他的电台,于下午1时按照约定时间再度发报给中共中央,进一步转告:“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之后,当毛泽东等于事变当天晚上9时再度来电确认此一说法,张学良等又有电报说明:“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29]

  显而易见,如果张学良凌晨5时发报时已经将蒋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通知中共,更不会在当晚告诉中共中央说早晨6时俘虏蒋介石等。

  由上不难了解,当日凌晨5时前后经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是按照约定发报时间紧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计划与目的,此时部队行动不过刚刚开始,并未捉到蒋介石。

  那么,12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究竟是几时呢?能否说,这一行动原定6时,实际提前了两三个小时,发生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呢?

  在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张、杨预定清晨6时为统一行动时间,而部队却毫无根据地提前行动近两三个小时,这是说不通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等曾反复叮咛并严加督促,加上此一行动数路并进,时间上要求十分严格,不论东北军或十七路军纪松弛到何种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参战部队及其现场指挥人员绝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动达几小时之多的。而遍查所有事变参加者的回忆,也几乎都没有提到因突发事件致使实际行动时间较计划行动时间严重提前的情况。故完全可以推断,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预定12日6时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的情况。

  那么,关于当时凌晨三四点部队开始行动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查关于这一行动时间的说法,大都出自于几十年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事变之经历者。他们几乎都肯定,实际行动时间在12日凌晨四五点钟。

  如事变发动时与张、杨等同在西北绥靖公署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听到枪声的时间为凌晨4时左右。同为十七路军,当时担任西安市内行动任务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部队行动时间为4时30分左右。当时负责指挥西安市十七路军行动的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回忆行动时间为凌晨5时许。当时为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的白凤翔担任副官、随同白凤翔一同前往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常国宾,回忆向华清池进攻时间为凌晨四五点。当时负责华清池外围警卫的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回忆,他在凌晨4时许命令部下发动进攻。另外,东北军夏时回忆参加现场指挥卫队二营扣蒋行动的一0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部进攻时间为5时左右。[30]

  其他重要当事人,如孙铭九虽回忆他是在凌晨2时30分到达攻击部队宿营地部署行动并进行动员的,但并未说明部队向华清池具体的进攻时间。时任东北军骑六师十七团团长的汪榕虽回忆参加扣蒋行动的刘桂五对他说,部队进攻华清池的时间是凌晨约3时许,但因汪榕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因此,事实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回忆当中,多数人确实记忆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左右。[31]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说法一定成立呢?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说法全部出于事变发生几十年后,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应当肯定,这样的史料固然有限,但远比人们几十年后的回忆,并且很可能是受了前述张学良寅时电报的引导而做出的回忆,要更有价值,也更应当加以重视。

  比如,上述12日当晚张学良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详情时,曾肯定事变发生的时间为早6时。中共中央曾将这一电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转报给共产国际,并于第二天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又将所得情况总结后向全军通报。其电称:

  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32]

  细读此电,可知内中固然没有具体提到行动时间问题,但从第一句中关于6时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的表述,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晨6时为结束全部战斗行动的时间,即是说,事变统一发动时间早于6点,至6点钟不仅解决了城里的所有宪兵警察,俘虏了全部中央大员,而且粉碎了华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动,还抓住了蒋介石。但此种说法有很大疑点。至少关于早6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即难以令人相信。因为西安地处中国西北,因时差关系,12月的早6时仍是漆黑一团,这与找到蒋介石时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则更合理一些,即是说,这里所说的6时是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尽管这里没有说明蒋介石一度逃走的情况,但这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如此短的电报中具体解释说明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电报中所要强调的其实只是一点,即事变发动一切顺利。而这是以除蒋介石外,所有行动都在部队采取统一行动的一瞬间取得成功为根据的。蒋介石虽属例外,但也只是一时漏网,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成功。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

2005年11月28日 21:3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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