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大权在握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届二中全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迅速出师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经提出，蒋立即提出党、政、军、民、财政等各项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在后方实行总司令领导下的独裁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民众组织可能在后方造成麻烦，他明确要求在军政期间，应当规定一切团体的言论、宣传品都必须接受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检查和监督，一切团体的组织言论，“都不准他们自由”。包括“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事件，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战时随便罢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因此，“在军事期间，所有工农团体，都应集中于革命势力之下，决不能随便自由的罢工。”［２０］（p.495）据此，7月7日，在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于1日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即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国民政府属下所有海、陆、空军，对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在军事负完全责任；战时状态中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受总司令节制。

　　蒋介石力主革命应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甚至劝告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但这并不表明他已经在怀疑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更不意味着他只是口头上主张革命，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反共的道路。足以证明蒋这时仍然深信必须维护联俄容共政策的，是7月24日蒋给张继的一封回信。张继是西山会议的重要支持者，并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举行的，公然与广州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基于这次大会确定的“好意”分共的方针，［２１］张在得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即致函蒋，说明仅以整理党务案决议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产党谋代国民党计划之威胁。蒋明确认为，共产党乃革命党，与革命党合作，为既定政策，不应变更。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亦不复存在共产党篡据取代国民党之可能。

　　其函称：“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与共产党合作者，断定国民党决非共产党所能篡窃而代之也。前提决议，则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闻近有以卖国卖党诋弟者，弟谓今日无卖党卖国之问题，只有败党与亡国问题。谁为败亡，惟不努力革命，只惴惴焉惧人之食，此党国败亡之所以不能复振耳。本党如能自强，无论他人有何阴谋，皆不能消灭本党。能使本党消灭者，其惟本党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势力，弟之所以兢兢自勉，并愿与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败党而已。且证之事实，汝为（即许崇智－引者）在此时，苏俄同志，有为军事上之政务官者，今且无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党同志有为中央党部部长者，今亦无之矣。是否卖党，弟无庸自辩也。至责弟对于旧同志太过冷酷，不及总理之宽大，则尤有说。弟既主团结革命势力，则凡属革命同志，皆极盼望其合作，岂对于久共患难之旧交，反有歧视？……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须彻底，不能稍有违总理晚年严整纪律、改造本党之精神。”［２２］（p.624-625）

　　蒋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够尽可能取得部分国民党老同志的谅解，他显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更用不着故意写下违心之论，来刺激这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蒋这时虽已大权在握，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某些看法，但其对容共政策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都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且必植基于农工也，且与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国革命被指为“赤化”毫不足怪，因为“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战线之口号也。赤为何义？苏俄之白党与赤军。以赤帜表示其革命民众人民之利益，以及民众为基础，而推翻其帝制之白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实行废除国际不平等条约，而为世界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人类谋解放者也。帝国主义口中之所谓赤化者，实则革命之民众化耳。政府为民众化之政府，军队为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军队，以民众化之国民革命军，拥护多数被压迫之人类，即使云赤，何嫌何疑。”［２３］（p.137）

　　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作用仍旧相当看重。对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一直深觉遗憾。北伐刚刚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２４］（p.131）正是因为注意到这样许多情况，注意到仅靠国民党还难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这时再三强调：国民革命要胜利，国民党就必须联合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分子，因此总理联俄容共的两大政策不能动摇。因为“国内的革命同志只共产党，国外的革命同志只苏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应联络共产党与苏俄共同奋斗。”在他看来，现在排除共产党，与其说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击，倒不如说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击会更大些。［２５］(p.109,163-164)他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释二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提出限制性措施绝非怀疑和反对国共合作，称：“前次所提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他保证：“无论其退出CP，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他并且严厉告诫军校中非共产党之国民党员说：尤应切记者，“彼反革命者，不独仇视CP，凡国民党努力之同志，亦概指为CP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万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２６］（p.70）

　　但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11]［1］(p.377)，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迎汪拒汪之较量

　　共产党人在“三·二0”之后对蒋介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事变初起，上海中央马上判断这是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在得知苏联布勃诺夫使团的判断和处理意见[12]之后，陈独秀更公开发表文章肯定“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绝无倒蒋想法，中共敢公开宣布：谁要想倒蒋，谁就是破坏革命势力的统一，谁就是反革命。［２７］但是，随着“五·一五”整理党务案通过和蒋大权独揽，并公开提出一党专制的主张，共产党方面对蒋的疑惧之心也迅速形成。蒋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将来之敌人”的行列中去了。

　　确定蒋为“将来之敌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说法。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不能从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受资产阶级之统治，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这也就是说，现在对蒋，即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主张是：“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会议据此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的策略以此来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２８］(p.169,176)

　　然而，既然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展之际，提出“争取领导权”的任务，这是否适宜呢？与会者中有人提出：这“是否会导致将斗争重心从帝国主义和军阀身上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广大群众是否会将这个口号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被列入反革命阵营？”而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否意味着要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这样做“是否对国民党的作用估计不足？”这些意见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新形势下国共关系的极端脆弱性了。只是，这样一些意见并未引起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13]不仅如此，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陈独秀这时还专门发表文章，与蒋介石的北伐方针唱对台戏并大泼冷水，并暗中影射批评蒋之独裁作法。他写道：“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于推倒军阀，也“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还“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在他看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不仅不是北伐，反而应当是为巩固广东根据地而进行“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应是响应北伐，而应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２９］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北伐和宣传北伐的广东引起大哗。黄埔军校的众多学生强烈地表示反感，黄埔特区党部上书中央党部提出控告，教育长邓演达不得不跑去找鲍罗廷，请他出面帮助平息校内的激愤情绪。北上途中的蒋介石也异常愤怒，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责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３０］(p.660-661)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其实就连广州的鲍罗廷也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