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这时心态十分复杂。就在“三·二０”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刚刚在北京信誓旦旦地向以布勃诺夫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保证说，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可靠的“极左派”将领。［３１］（p.116,140）而一个月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一到广州，就发生了“三·二0”事件。这不能不让鲍罗廷倍感沮丧。尽管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责难，甚至布勃诺夫在听取了蒋介石的抱怨之后，还相信只有他回来才能消除误解，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但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清楚地发现他根本无法完成使命，甚至还必须曲意迎合，否则连自己都无法取得蒋之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坚持反对通过整理党务案，也不会赞成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做法。他告诫说：“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0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明明莫斯科反对马上北伐，他却三缄其口，正是为此。他说得明白：“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不仅如此，为了让蒋不会怀疑他暗中站在汪精卫一边，他还要处处表现出支持蒋、推重蒋的样子，好让蒋放心。他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国民党自身内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这般地稍加运用，重演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因为他相信，只要蒋进入湖北，他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会爆发矛盾。蒋如果要去占据武汉，他就会遭到其他将军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而注意到这后一种可能，他已经与汪精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以便当武汉被占领后好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提出广泛的社会政治要求纲领。那个时候，只要打出汪精卫的名义，就足以把蒋介石所有的对手都联合起来。一旦通过新的纲领，就意味着蒋的失败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３２］（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０日二版）［３３］(p.369-372)

　　严格说来，鲍罗廷与陈独秀对蒋政治上的定性并无二致，都是坚持只能把蒋视为不久将来的敌人，他们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但如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等于蒋向国民党人宣示：共产党“非我族类”一样，点明蒋为一年或三年后的敌人，同样等于向所有共产党员宣示：蒋介石是共产党最危险的对手。何况，当蒋介石取得了个人独裁的地位，同时通过北伐对各地军民财政各机关取得节制之权后，共产党人除非照蒋的旨意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想要不与蒋介石等人发生冲突也没有可能。鲍罗廷这时曾经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有过一次争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维经斯基等一方面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的态度太过激进，说这样很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孤立起来，并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相信完全可以不刺激蒋介石来同反革命展开斗争。鲍罗廷明确地告诉维经斯斯等人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这里的任何一个领袖都是和自己的学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的。任何领袖都要对自己的下属负责，反过来，下属的任何言行都自认是拥护或代表其领袖的。因此，哪怕只是针对个别下属言行的作法，也都难免会被人看成是意在反对其领袖。具体到蒋介石，从“三·二０”事件开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指使下进行的。你们除非说些不关痛痒，丝毫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话，否则，只要你们谈论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就注定“将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言论”。而“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难题。”［３４］（p.394-397,406）

　　为了避免嫌疑，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甚至应当谨言慎行，但是莫斯科所规定的，也是共产党人自信必须肩负的引导国民革命的责任如何来实行呢？俄国人几乎一致认为，可以借助于国民党左派来贯彻共产党人的意志。远东局的拉菲斯就提议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找一些这样的学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左派，他们还相信蒋介石但开始对他表示失望，让他们给蒋介石写一封大致如下内容的公开信。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并列数蒋介石以往的各种革命功劳，相信他有最好的动机。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我们爱戴的领袖蒋介石在犯错误，被内部反革命利用。第三部分：我们希望蒋介石纠正所有这些错误，并考虑到前线的胜利，恢复国内的革命秩序。”［1］(p.396)鲍罗廷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他所从事的是暗中支持少数不满蒋独裁作法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发起迎汪运动。

　　严格地说，蒋介石这时的地位和权力并不稳固。二届二中全会后共产党人虽然退出了中央党部，蒋依然无法掌握整个党务，因为他手下几乎没有几个可用的党务干部，除了组织部等个别部门以外，中央党中的其他各部门，包括宣传、劳工和农民等部，都因为没有得力干部好选，所用之人多非可信任者。有的与蒋若即若离，有的干脆就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14]结果是，“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要比过去更加集权，但实际上各派都自行其事”，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热情和效能。［３５］（p.454）党务如此，军事也好不到哪去。蒋介石的总司令头衔其实也是名不符实。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远不那么容易。大家名义上都是国民革命军，相互关系仍是旧军阀那一套，一切都要靠加官封地、许愿收买等种种私相授受的办法来维系。稍不如意，便会生出许多猜忌。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和军内自然多不愿意看到蒋一派独大和大权独揽，对汪回乐观其成。迎汪运动所以在各地迅速形成滚雪球的效应，直至影响到黄埔军校内部，与此不无关系。一些人甚至力主“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根本就是想要取消蒋的政治资本，恢复汪精卫时期的路线，“与CP谅解合作”，“恢复党权”。［３６］（p.321）

　　8月21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公开通过了一项迎汪的决议［３７］（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３日二版），而一直对此不动声色的汪精卫这回出人意外地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解除他过去的一切职务，专任党务。在一段时间里，蒋对偶尔出现的迎汪言论并不十分介意。一来他相信“三·二0”大局已定，汪精卫不敢贸然回来；二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自己又取得了党政军最高权力，汪更是不便回来。这也是为什么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及会后，他明明不想汪回，却仍旧公开声明赞成请汪复职的一个原因。[15] [３０]（p.591）如今的情况则明显有所不同。一是党内竟然出现如此高涨的迎汪声浪，甚至黄埔学生也卷入其中，这显示汪已有足够的回国资本；二是他已不如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那样充满自信，眼看党内异己力量再度崛起，万一汪真的看准时机乘势回国，几个月的努力难免会前功尽弃。鉴于此，蒋不得不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而要阻断迎汪运动，他深知非找共产党帮忙不可。[16]［３０］(p.655)刚听说黄埔军校学生联名迎汪时，他就断定“从中必有人操纵”，在日记中对“他党在内捣乱”恨得“切齿”。［３８］（p.126-127）但得知汪确有回国可能后，他还是不得不去向共产党进行疏通。他秘密地托胡公冕赴上海去见陈独秀，同时也去电邀请在广州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前来汉口见面，声称请其“指导党务政治”。其意图简单明了：“请CP勿赞成汪回”，因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甚至要胡转告陈独秀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３９］(p.325)［４０］

　　蒋介石求上门来，中共中央却不能给蒋这个台阶，因为它无法接受蒋以不许妨碍北伐为由压制工农运动的态度。而根据共产党人的报告，自整理党务案之后，因大批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取代了共产党人和部分左派国民党员的位置，广东许多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得以扬眉吐气。故中共中央明确认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17]更何况蒋握有对地方党政官员的委任大权，如不打破此种局面，把党政权力从蒋手中夺回来，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全国各地的党政权力多半也会落到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势力手中，要想顺利开展民众运动，以确立革命的基础，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虽然不赞成分散革命势力，但也不赞成权力集中于蒋一人手中，因为这“更有右倾的危险”。他们提出了一个“汪蒋合作”的方针。其目的在于要使左派在广东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同时“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便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革命运动的展开。据此，9月21日晚，经过与维经斯基磋商，双方一致决定，以保证“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为条件，换取蒋同意汪回和交出党权。［４１］(p.315,325-326,339)

　　　                        扶助农工背后的利益之争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了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是高唱“扶助农工”的，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18]［４２］（p.129,216）但问题是，蒋对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扶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却与共产党人有认识上的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４３］(p.514-515,522-523)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蒋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比较积极。即使北伐开始后，蒋仍在关心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１１］［４３］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３４］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４４］（p.202）12月上旬，当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也是“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正是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会议明确主张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政治上要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强调“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行动上要“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 要“清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要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要让民众了解：“为革命而非忍主义目前之痛苦，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１１］［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９日二版）进入1927年之后，他也同样再三说明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强调革命军前赴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他不仅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而且表示“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４５］（p.108）

　　对农民运动如此，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也仍旧能够感受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对此就有过说明，称：“他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４６］（p.297）

　　当然，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远不如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里面最受人争议的，就是蒋下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但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任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基于战争形势的特殊要求，对后方工运略加限制，策略上也未必不妥。在这一点上，其实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就明白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４７］(p.570)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