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担心与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查禁和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相当敏感和戒备。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４８］（p.425）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４９］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政治上必须要依照三民主义之精神，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在1926年12月以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试行了一个罢工法，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了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拽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工会；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３２］（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二版）
在这种时候，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只要是意在保护商人厂主，都是难以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的。随着北伐的胜利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开始提出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主张为造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应当准备没收外国在华大企业，进而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等等。［５０］(p. 670－673，676－678)这一决议使得原先对过多损害社会富裕阶层利益的做法感到担心的共产党人，大大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但是，要想让大批早已习惯于上下尊卑的旧秩序的工人农民都起来造有钱人的反，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最大限度地把“真正”的工人、农民动员起来，以便深入革命，鲍罗廷等人明确提出了“矫枉过正”的观点，强调革命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锋不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工农运动发展迅速，懂得理论和政策的党员干部人数极其有限，以致各地工农运动兴起之际，或多或少都出现了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做“革命先锋”的现象。[19]不计后果，过分要求，甚至罔顾法纪，随意侵害人身及财产的现象，自然会大量出现。
仅以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为例。其店员工会成立伊始，即通过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之分红；另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止十倍。［5１］
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过份要求，明显与其会员素质较差和成份复杂有关。据当地妇女解放协会报称，1926年年底，该会会员为宣传民众，排练新剧，谢绝参观。该县洋货绸缎布疋罢工店员多人得知后欲强入二女师排练场内，为学校职员婉言劝阻后，竟“在校门照墙上涂写打倒二女师、男女不平等、男子睡上女子睡下及污辱妇女等种种龌龊不堪之语，并图画男女生殖器种种龌龊不堪入目之图。被本校职员李同志瞥见，将店员责备。彼等复纠合罢工店员七八十人，将李同志捉去随拖随打，众拳交加，声言捆绑游街。拖至七姑庙门首，将李同志推跌在地，痛殴一顿。演剧会员闻讯追至，始救李同志出险。”［５２］仅此一例既可看出这个店员工会中确有一些具有痞子流氓风气之人。对于这一事实，即使共产党方面其实也不否认，只不过他们的评价是说，这是一些“无知店员”所为罢了。［５３］
一方基于战争、财政等种种需要意图适度保护工商，一方不惜用矫枉过正来拓展自身革命基础，蒋介石等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双方各种矛盾的交集，这时已日渐浮出水面来了。
权力斗争的全面发酵
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地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他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其实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的关系，包括迎汪，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如蒋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５４］（p.371）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许诺保证，多数基层组织依旧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还在1926年11月间，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鼓噪，是发生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当时场内的工人群众竟有意当着蒋做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对蒋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他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拨联系到一起去。可是就在他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５５］(p.413)不过10天之后，他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燥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１１］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然恶语相向，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把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汉口占领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３０］（p.677）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了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
蒋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内心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到蒋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如今若向蒋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交权。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南下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鲍罗廷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它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争取妥协解决争端。［５６］（p.66）
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鲍罗廷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据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