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城市工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曾经是早年中共的发祥地，就理论上而言，上海应当是身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也始终对此有所期待。但是，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当中的影响，主要只是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此后共产党即被逼出上海，上海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人力工人，出于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到国民党工会组织，特别是青红帮及其从事工会运动的帮会人士陆京士等人的影响，相当多的工人与之有过联系，甚或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诸如工人福利会、护工队以及义务警察之类的组织，并从中受益。结果，1949年共产党重新回到上海，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工厂中，因为种种原因对新政权不满的“落后工人”的数量相当之大。直到“镇反”运动发动之前，在社会各行业中，谣言最盛之处往往就在工人当中，而出现人为破坏较多的，也主要是在工厂。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实已经表明，仅仅指望通过一次“镇反”运动，就想彻底占领工厂，几乎没有可能。

国民党和帮会组织在上海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据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报告，在其所属范围，自2月至10月，被逮捕的人数达到1173人。[1]另据上海总工会的报告，根据尚不完全的统计，全上海公私营各工厂仅4月27日前后，就被逮捕了6077人。其中有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上总及产业工会的机关干部中也有73人被捕。[2]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放到这一年“镇反”运动中被判刑或被管制的万余人犯当中，不难看出工人“反革命”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如果再加上手工或商业行业的工人“反革命”，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把这些人镇压了或判刑管制了，问题就解决了呢？远非如此。被捕和被判刑者，除了个别并无历史问题，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往枪口上撞的“楞头青”[3]以外，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头、工头和恶霸，有的有过劣行，因而民愤较大，有的是帮会分子，群众中反映不一；一类原本就是普通工人，只不过他（她）们过去参加了国民党时期的工会组织，并成为其中的骨干，解放后也还是普通工人，却对新政权颇多不满，且因其工人身份，因而敢于表现。不过，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

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

这时的上海乃至全国，尚无后来流行的“黑五类”及“红五类”之说。但视有“历史污点”者为另类，却随着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在这方面，对某些可以被视为“反革命”的分子实施“管制”的办法，多半可以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依据上海市军管会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不仅如此，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4]“镇反”运动期间上海公安局推广的北四川路分局发动群众对管制犯实施管制的经验，就突出强调了“群众专政”的意义。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使这些被管制分子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普通民众面前低人一等。[5]

被管制者多为被逮捕者，凡被逮捕者，在单位、街道和群众看来，早已归为另类，似不足怪。对于那些未被逮捕，也未受管制之处分，但已经派出所定性为恶霸、流氓或反动党团骨干之类的人员，归为另类，理论上也不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

这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

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

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

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

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

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6]

上述五类人大概在上海占有多大一个比例呢？对此，目前并无全面系统的统计数字可以参照，但以青年团上海市工委1952年1月的统计，和上海1951年全年“杀”“关”“管”的数字做一个大体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的。根据这一统计报表，已知1951年内全市坦白登记的团员总数为3375人，被捕者不过207人。[7]假如根据这样一个比例，可知全市有历史问题者至少会是已经被“杀”“关”“管”的人数的16倍以上。[8]

这16倍具体到各单位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以上海当时各大报纸的内部统计资料，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上表系由《上海市各大报编辑人员情况统计表》和《上海市新闻界经理工作员情况表》缩略合并而成。[9]）

上述被列为有问题者的比例之高，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而事情显然还不止于此。其实，从“镇反”运动开始，就反映出一个注定会让当政者难以接受的现象，即“反革命”抓不胜抓，有嫌疑者层出不穷。据1951年市郊大场区大规模“镇反”发动前，和大规模“镇反”发动后两个时段的统计，第一个阶段是自坦白登记后的2月下旬至大规模逮捕的4月27日，全区5个乡一个特别区合计检举反革命213人，区委认可并主张判刑或管制者为200人，除极个别外，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全为历史问题。第二个阶段是4月27日大逮捕之后，从6月15日至7月30日之间的一个统计，它反映出群众受运动鼓舞，进一步又检举出本区的“反革命分子”272人，其他区的“反革命分子”34人，连同检举人不能指出具体住址的“反革命分子”74人，总共又检举出“反革命分子”380人。同样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也全为历史问题。[10]

“镇反”运动中如此，“镇反”过后，情况依旧如此。1951年秋天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三反”和“五反”运动，接下来1952年又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会进一步交待或检举出更多新的隐瞒了历史问题的分子。以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上海三所重点学校新交待出历史问题的情况统计为例，即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见下表：[11]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坦白登记、“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三个学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新发现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的人数，甚至比坦白登记和“镇反”运动所发现的还要多，这种情况势必会使“镇反”运动的发动者倍受刺激。

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越多，运动中所认定的有各种问题的人也就越多，结果是“历史问题”所牵涉的范围也就越大，各单位和各街道里弄必须要面对的可能具有危害性的嫌疑分子及其家属的人数也就越多。这种恶性循环几乎不可避免，它不仅会导致社会内部政治分野被人为地扩大化，而且势必要促使当政者头脑中敌情观念越绷越紧。

仅以邑庙中心小学的情况为例，到1952年才不过刚刚经历了几个运动，全校71名教员、职员和工人就已经全部被列入到问题档案之中了。据相关统计，按照前述五类分子排列，该校第一类型共48人，占全校人数67％。第二类型共7人，占全校人数10％。第三类型共10人，占全校人数14％。第四类型共2人，占全校人数3％。第五类型共4人，占全校人数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