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谭震林和上海市财委的建议，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后，于9日复电予以认可。电报称：“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对于退补时间，中共中央也表示应该一律推迟到九十月份再开始为宜。数大者还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洒发交出现金。电报特别强调：“这样变动，（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1]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在5月11日市府委员扩大会议上对上海“五反”运动做了初步总结，说明了政府准备全力扶助生产，放宽退补时限和放宽退补方法的态度。随后，深受资方诟病的市百货公司，也一改几个月来拼命杀价的做法，根据厂方提出的成本单，重新又按以往的九五折计价收购了。上海市委并且在查实私人工商业户非法所得8．4679万亿的基础上，最终核定实退数为3．7519亿，削减了一半以上。[2]同时还内定对各资本家，在严格控制退补总额的同时，实行分期退补的办法。1952年退补一般延至9月份以后开始，年内退1万亿到1.5万亿现款，退而不出控制在1万亿以下，其余在1953、1954年分期退清。[3]且违法金额不足200万元者，一概免退。如此全市核定免退者即达到112351户，占153030户的73．4％。[4]

不过，即使是按照新的精神推迟退补并重新核定违法利得之后，上海的大资本家们退补的金额依旧相当可观，有些退补数额仍在坦白数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甚至有三分之二之多。如以崇信纱厂董春芳为例。该厂原坦白行贿、偷漏、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总计金额79.55亿，拟请免议金额35．25亿；拟退款金额：34．42亿。9月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正式发出“处理通知书”，董春芳被划为半守法半违法工商业户，“除依法退款补税外，不另处罚”。而“退款补税通知书”则写明：“你户违法所得经核实为伍拾参亿另捌佰参拾肆万元（内包括应在一九五二年补缴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壹拾亿另贰仟贰佰念壹万柒仟参百卅一元）应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缴纳。为照顾生产和活跃市场，除一九五一年所得税之偷漏部分，由税务局另发补税缴款通知书限期补缴外，其余退款时间得延至今年冬季以后开始，如自愿及早退款，亦可在今年冬季以前开始缴纳。”[5]与此前坦白之数相比，政府最终复查核定可减免的，不过25．47亿，与中共中央要求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相差甚远。可知，资方的负担依旧十分沉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生产赢利的空间极小，甚至不可能。

根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7月运动正式结束后所做的统计，“本市私营工商户共有167716户，除外商、救济事业、文教事业、医师诊所、关店歇业无资方等4750户，郊区9527户，未评未处理409户，参加五反的私营工商业户共153030户，占全市私营工商户167716户的91．24％。……参加五反工商户153030户内，守法户59711户，占39％，基本守法户69730户，占45．6％；半守法半违法户18362户，占11．98％；严重违法户4512户，占2．95％；完全违法户715户，占0．47％。其中上层分子390人，共417户，内守法户70户，占16．8％；基本守法户146户，占35％；半守法半违法户155户，占37．2％；严重违法户36户，占8．6％；完全违法户10户，占2．4％。”“完全违法工商户计600户(原文－引者注)，其中应予各种刑事处分的，拟为220户，约占全市工商户1．4％0。”其中，拟处“1、死刑及死刑缓期6人，占完全违法户的1％。2、无期徒刑6人，占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占2％。4、十年以下五年以上徒刑18人，占3％。5、五年以下一年以上徒刑150人，25％。6、劳役改造18人，占3％。7、管制10人，占1.6%。”“杀关者拟不超过60人，约占完全违法户10%。其余缓刑。”“尚有380户拟免予刑事处分。”[6]

上海“五反”运动的结果是，劳资关系，特别是资本家与其代理人，包括与高级职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家多半已很难自主指挥和管理生产了。[7]受“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公私关系的改变尤其重大，私企私商的信誉在公家人的眼里，几乎荡然无存。而国营、公营，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规模以及生产能力则日渐壮大，无论原料采购、加工订货，还是产品销售及价格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营商业更是全面控制了市场各种产销渠道，几乎掌握了私企私商的命脉，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经叔平这时的一段谈话很能够反映上海资本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他说：整个私营卷烟业的前途，政府究竟是要维持，要紧缩，抑或是要发展呢？现在公营烟厂完全控制了价格，私营烟厂前途茫茫。是转业，是关门，同业每天到公会来反映意见，要求解决，我一句话也答不出来。我到贸易部去反映，贸易部说意见很好，让我们考虑考虑。我到工业部去反映意见，工业部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意见还未统一。我以公会名义约了公营烟厂、税务局、工商局一起讨论市场的香烟价格问题，公营的中华烟公司就是不来。而且又推出了新装的“光荣牌”香烟，价格每箱又减低100多万元。“真是弄得人走投无路！”[8]

很显然，尽管从上海市委，到华东局，甚至到中共中央，这时都还对上海的资本家在经济生产上的能力和作用颇为重视，因此不能不在“五反”策略上采取了一些让步的作法，但事实上，上海的资本家经过这次运动已经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甚至是在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心理层面上，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