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的巨变，使不少相信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一度努力生产的大资本家心生怨气。本来，由工商联领导工商界搞“四反”，工商联及其各同业公会负责人态度还比较积极，郭棣活[1]等且率先坦白隐匿敌产问题，并以此号召同业。影响到“五反”开始时，虽被报纸指名批评棉纺业，刘靖基[2]、郭棣活、吴中一[3]、王子建[4]等也还一度勉为其难地做会员的说服工作。[5]但是，随着“五反”运动越来越激烈，而政策交待不足，情况很快就有所变化了。集中了上海各大资本家的上海民建分会响应军管会号召，将会员分成了6个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待违法事实。结果，816个会员到期只交来坦白书507份。其高层会员交得更少，全部80几个委员，只收到24份坦白书。不仅如此，有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6]、吴蕴初[7]、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8]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其他如“朱鸿仪[9]、唐志尧[10]、强锡麟[11]、王性尧[12]、吴中一等也都有很多保留，一般都是到民建会敷衍一下，自己交代了一些问题后就不再来了。”有些即使来了，也一言不发；就是写了坦白书，用盛丕华[13]的话来说，也“心里总是不服贴”。[14]

由于“三反”运动是以反贪污、反浪费为号召，在全国范围对各行各业与钱物沾边者逐一清查，人人必须交待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行为和与私商私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公私之间的经济往来业务，乃至于正常的贸易和日常消费活动，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所有公家人都不愿与私企私商沾边，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费。资本家们过去汽车来汽车去，现在出入也都改步行或乘三轮车了。过去饭店、戏院子经常是车马盈门，如今几乎无人问津。不仅金银珠宝手饰行业鲜有顾客光顾，就连西服、家具之类也被视为奢侈品而遭人冷落了。影响所及，人们连春节送礼和吃喝庆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

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办公室2月下旬调查统计，自春节之后，整个生产和贸易都严重下滑。“市百货公司，营业额已由往常每日五十亿降为最近每日十亿左右。”市土产公司，“春节剩余物资即积压达三百多亿，季度计划仅完成二十四％”。市合作联合社“增产节约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后，国营公司收购量锐减，影响所有加工工厂和生产社的加工业务。如合作社内衣织造厂自一月份起到二月份止，加工汗衫一万打，是正常产量的二分之一。第一针织厂已积压成品四万打，占全部流动资金（廿五亿）。最近向华东合作总社借款四亿三千万元，仅可维持生产至二月二十三日。大统染织厂月产被单三万条，职工二百二十名，现积压成品一五OOO条，占全部流动资金，情况严重。现向合作部抵押借借款二亿元可维持生产至二月底。”市搬运公司因业务严重不足，卡车乘务员已减少50％，全市1万多辆场车，3万工人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往往还不够缴纳车租，“仅虹口一区就有一千多场车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有二百多人家断炊”，靠“吃苞米粉、豆渣等度日”。资金较为雄厚的国营企业尚且如此，私营工商业更不必说。上海最大的私营百货公司永安公司，1月份的日营业额尚能保持在1.5亿元左右，自2月以来日营业额不足5000万，较1月减少了66.7%，而且自2月20日以后还有递减之势。橡胶业“正泰、大中华由于轮胎存货压积，各存二百亿左右，已从资金周转失灵发展到原料缺乏，无力补进，势将被逼停工。”内衣业“五反开始后就未曾接到一笔加工生意，目前全业机器停工率是九O％，有五O％付不出所得税，五O％付不出工资。”[15]

一方面是劳资关系恶化，工人店员不仅纷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而且利用“五反”运动，组织起来逼迫厂主、店主吐出剥削所得；一方面是经济形势恶化，不仅产品滞销，资金积压，而且因“三反”造成党政军民各部门乃至于国营企业和银行对私商私企避之唯恐不及，资方借贷无门，订货困难。从40年代末以来始终就在艰难维持中的众多私人企业主，自然纷纷选择停工。由于这个时候多数上海私企对员工除了发放工资以外，一般还实行包伙制，停工即意味着工人不仅可能失业，就连吃饭也将没得吃。因此，自“五反”运动开始之后，劳资纠纷就迅速从提高工资、改善福利，转变为职工抗议资方停止生产，不发或欠发工资，停止或减少伙食的问题上去了。据工商组2月22日报称：“徐汇区目前半停工状态的有十几家，另手工棉织业停工的有二十多家”。一些工厂已不发工资，不开伙食。“北站区已有十五家工商业户关门，老板逃跑的有四家，职工伙食大成问题”。蓬莱区“目前中小工商业户停工停伙的很多，该区针织工业（手摇机），因百货公司停止加工，故在二百三十一户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停工。”榆林区136家丝织厂中，已有61家停工，69家停薪；江宁区44家丝织厂已有14家停工。[16]据称，这还仅仅是那些胆大的或实在支撑不下去的私企业主，多数资方因顾虑到军管会和市政府有明令不许停工、停业、停伙和停薪，[17]害怕吃官司，虽向工商局申请歇业，因工商局一概不予受理，只能勉力维持。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五反”前生意就不景气，这时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最低也要170万元开支，老板只好一面向菜贩赊借小菜，一面天天跑到上海工商部门去申诉吵闹。[18]大中机器厂开不出工资，又不能停工，以至工人群起向资方问罪，董事长胡厥文[19]被工人围困达十几个小时无法脱身。[20]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去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的工人则因资方发不出工资，将资方围在楼上，逼迫董监会连续开会将近两天之久，找不出办法不许散会。其他各种“疲劳轰炸”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21]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政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当性，多数上海资本家都难以否认。因为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及暴利行为（属盗窃国家资财），过去几乎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于那些过去跟政府走得很近的上层资本家，大都在战后通过行贿等手法低价购进过日伪产业。至于因许多亲朋好友随国民党撤离大陆，留下无法带走的大量企业股份和因国民政府银行撤离而使大量贷款被私人化，就更是当然之事。吴蕴初之子，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这时就讲：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乃至于偷工减料，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凡是自购原料各厂，违法套汇的更是各厂均有。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共运用三百多种方式进行不法行为”。吴中一、刘念礼等也公开表示：像王康年这种行为，其实在资本家中不知有多少，只是没有犯在志愿军问题上就是了。“如国药业以蚌壳粉冒充珍珠粉”，性质还不是一样？[22]因此，对照“五反”所反对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项违法行为，上海的资本家们只有对号入座的份。这对于长期以来相当看重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的那些中上层资本家，不能不造成极大的思想苦闷。

正是因为思想混乱和苦闷，资本家之间各种聚会也就变得十分频繁。由于商场上的需要，上海的资本家早就形成了一种按行业或按身份地位，组织不同类别或层级的定期聚会的风气。中共建国以后，为了努力理解和跟上中共的政策主张，一些资本家还特别组织了某种“学习会”之类的聚会。其中最活跃的以围绕在工商联周围的上层资本家为主的“七一学习会”，更是响应中共思想改造的号召，旨在学习政策，交流思想。这些聚会这时对解除一些会员的思想疙瘩，减轻压力，避免会员自杀，都有所帮助。[23]不料，2月底，中共重庆当局突然宣布破获当地资本家的反动组织“星四聚餐会”。消息传来，上海资本家的这些“学习”、“聚餐”之类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阶级对抗的烙印，迅速成为政府的清理对象。由此一来，不少原本就颇感苦闷的资本家，这回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时更让一些资本家不胜其烦的，还有因“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党政军等各单位中的贪污受贿的问题。因为许多被控为贪污分子的机关干部，都扯出了自己与上海资本家的关系，因此许多机关陆续开始向上海工商资本家进行求证和追赃。上海水利局这时就“传讯”水泥业资本家刘念礼达18个小时，把刘骂得狗血喷头，坚持刘行贿了他们的干部。刘对此坚决否认。在实在拿不出确实把柄的情况下，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到底还是逼迫刘承认了自己在为水利局做工程时有过谋取暴利的行为。[24]

“三反”追查如此，因“五反”揭发检举所引发的追查之风，也同样让诸多资本家焦头烂额。由于各种检举揭发数不胜数，像上海瑞昌五金号总经理叶傅民，这时就一边被税务局查偷漏税问题，一边又分别有铁路局和工商局来人来电话要“传讯”他。逼得他不仅分身无术，而且无力招架，只好采取但有检举一概承认的办法，最后服毒自杀一了百了。中国水泥厂总经理，时任第一、二届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史乃修，也因被人检举有行贿和偷漏税等问题，两度被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叫去交代问题，其弟也因此被“传讯”两天不归。史在高度焦虑，又无处倾诉的情况下，亦以自杀了结了生命。[25]

据报，从1月18日到2月19日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四反”和“五反”而自杀者，就有49人（未遂16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就自杀22人。整个2月份已自杀死亡了73人，而1月份仅自杀死亡了3人。[26]这时的自杀者基本上还都是小企业的业主。[27]从2月下旬开始，特别是随着各种“学习会”解散之后，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开始走上自杀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