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估计，整个运动搞下来，“半守法半违法户应退财退税加少数罚款的数目，每户平均约为一千五百万元左右，合计约有一万三千亿元；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退资财、退税、罚款加部分没收的数目，每户平均约为三亿元左右，合计约有一万八千亿元。两项共为三万一千亿元。……一九五一年国家以加工定货、收购、购买军事用品机器等方式投到上海私人企业中的款项，约为二十万亿元左右……我除征收它一万八千亿元所得税外，再用五反整它三万亿元，共四万八千亿元，是天公地道的。”[1]

注意到上海的特点和整个经济形势所发生的问题，中共中央显然对薄一波所提方案中的统战策略仍不满意。明确电示：（1）列为一般保护对象的资本家人数过少，必须增加。（2）划半守法半违法户7.2万太多，“虽然偷税、盗窃在一千万元以上，但情节不严重的工商户，应移部分至第二类”，即算为基本守法户。上海市委3月19日来电说明，已照毛泽东16日电示，已将原计划的基本守法户的数目，由6万户“改为七万户到七万五千户，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连同守法户两类共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基本守法户是以违法一千万元以下为标准，但在一千万元以上两千万元以下坦白较好者，仍算做基本守法户，只有如此，才能扩大基本守法户。上层代表人物的排队也准备将保护过关和一般保护的数目增加一些。”对此，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在上海基本守法户一般规定以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以下者为标准，是适当的。但有些户营业额颇大，而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情节不恶劣（例如只有漏税或成本核算稍高，因营业数量大，违法所得超过两千万元），坦白较好者，亦可算做基本守法户，而不要机械定为违法所得在两千万元以下者。如此，可使基本守法户扩大，可使若干比较规矩的大户亦算作基本守法户，这对团结资产阶级是有好的作用的。此点望再加斟酌。”[2]

还在薄一波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上海“五反”的初步方案的过程中，上海市领导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向受到前一段运动惊吓，弄不清中共政策界限的工商界高层宣示新的政策方针了。潘汉年3月7日在协商委员会上专门作了关于“五反”政策的报告，讲明了此次“五反”将会严格限制范围，不会扩大成“七反”、“八反”，对资本家也将划分为五类，分别对待。他甚至提到，即使是王康年这样的人，如果早肯彻底坦白，重者可以轻判，轻者可以减免，再能戴罪立功，也许根本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潘的讲话，给已经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上层资本家们，多少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就中下层而言，整个形势却极不乐观。因为“三反”进入定案阶段，各单位各机关急于得出结论，于是3月中旬大批出现擅自传讯商人和大搞逼供信的情况。“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刷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人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询，罚站二十余小时”。人民银行派人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传去押起长达两周时间，拒不放人。而停工、停伙、停薪的情况这时也是越来越多。一方面政府强力施压，另一方面工人又群起围攻，这些都导致自杀现象进一步上升。3月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已自杀53人。因此，随着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再度发出“五反”的战斗号召，宣布上海工人、店员已经整训完毕，准备进入作战阵地，[3]资本家们的心自然又开始紧紧地揪了起来。

3月23日，陈毅和薄一波分别在市协商会议上做了报告。陈毅唱红脸，拍桌怒骂，历数上海资本家忘恩负义、倒行逆施、腐蚀干部、破坏税收、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薄一波则唱白脸，语气和缓，态度温和，开始还说“资产阶级”如何如何，很快就改称“工商界”如何如何。但两个报告都明确讲到，将把16.34万工商业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类。后两类估计不会超过总户数的5％，其中罪大恶级，不办不足以平众愤的是极少数。并宣布：上海不同于北京，北京不法利得低于二百万元才算为基本守法户，上海的标准是一千万元。这两条提出来，中小资本家顿时兴高采烈。手帕业同业公会主委姚思伟会后即讲：“陈市长骂得很凶，令人难受，但说到第四五两类只占全数5％，这一规定使人听得很落胃，事实上工商户怕的就是刑事处分，骂几声，罚一点，都还好办。”杂粮业主委傅昌裕更是乐观，说：“我们中小型行业问题都不大了，陈市长说四、五两类不超过5％，同业一定都不在惩治范围之内了。所以人心大定，也不再有人认为过火了。”[4]

25日，陈毅市长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上做了《为争取五反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进一步宣布：所有违法的资本家，“都可以在坦白与抗拒、宽大与严惩之间选择自己的道路”。真诚坦白者，酌予减免。即使违法利得在一千万元以上，只要真诚悔过并积极检举，仍可算为基本守法户。“拒不坦白者，加重处罚”。[5]当日，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更宣布了“八项纪律”，严格禁止随意骚扰工厂、商店和侵犯私方经理人员人身权利。[6]随着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检查队这时已相继进入重点行业的74个重点户中开始斗争和检查，计划中的上海第一阶段“五反”运动就此展开了。

这新一轮“五反”运动，各方的看法颇不相同。比如，对陈毅宣布以违法所得数额来划分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和严重违法户的作法，中小工商业者欢欣鼓舞，而工人和大资本家的态度却截然两样。许多工人公开抱怨政府太过宽大，说：基本守法户“北京定二百万以下，上海定五百万就差不多了”，“二千万以下也算基本守法户，无啥搞头！”[7]许多上层资本家听了报告以后也不满意。经叔平公开讲，如果真拿一两千万元为标准来划分基本守法和半守法半违法，我“肯定是属于严重违法户了。”方子潘[8]则说：“即使违法数字提高到二千万，也宽大不到我的头上。”[9]其他人也多表示不满，认为：“单纯以非法所得额机械地划分，对大工商户说来是失之公允”。[10]而对于陈毅报告中宣布的不许任何机关单位擅自传讯扣押本市工商户的八项纪律，相当一部分工人、店员表示不理解，认为和和气气地搞出不钱来，且过去长期被剥削，现在总该工人出出气。广大工商业主虽然表示欢迎，却多不大相信，一些人根据亲身经历，明确表示怀疑下面能否严格执行。

陈毅25日报告，次日就发生税务局干部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因交不出来，被拖出店堂，罚跪在江阴街宁（迎？）勋路口，给路人围观的严重情况。但也有资方将此前被税务局逼开支票，向有关机关反映后，公安局将支票退还的情况。政府工作人员相对还比较守规矩，工人、店员就难以有效控制了。28日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就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并被罚低头长跪一小时之久。大可颜料厂副理盛稼后身体衰弱，且有吐血旧疾，工人由晚上7点直斗到夜里11点，颜支撑不住昏死过去，被弄醒后接着斗，还是检查队怕出问题，才宣布让他回去“反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