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后的情况看，上海当局的上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些大资本家们果然纷纷争取主动，而其内部矛盾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据工商组归纳，其矛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即（1）同业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如颜耀秋、虞贤法等与胡厥文即因战后接收工厂问题有过积怨，如今自然要拿这类问题向胡厥文发难，要求胡彻底坦白当年如何一个人吞了三个厂。如纸商蒋文正一向经销朱鸿仪的纸制品，因此揭发朱用废纸做文化用纸，偷工减料，弄得经销商很难出售。（2）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矛盾。如电工器材业的邱再春因为与胡汝鼎在过去的联营中吃过亏，因此批评胡一向以大鱼吃小鱼，揭发胡曾勾结汉奸，暴利严重，甚至把捐献虚报在成本里。（3）已交待的与未交待的工商户之间的矛盾。如简玉阶坚持自己隐匿敌产只占违法利得的28％，经叔平即以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说：“我过去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存心侵吞，还有一个是怕坦白交出后公股太多，行政地位丧失。我看你也有这种顾虑。”[1]

经过多天的互评互助，不少大资本家都一点一点地交代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到4月5日，郭棣活就在原先坦白隐匿敌产214亿元的基础上，又交代出逃避在国外的100多亿，合计达360亿元，其口头坦白的数字则达到700多亿。荣毅仁先是坦白违法利得280亿，随后增加300多亿。洪念祖坦白的非法利得从60亿增加到885亿。诸尚一坦白的非法利得从1000万加码到60亿。吴履中坦白的数字从250万增加到20亿。魏如从80多亿增加到259亿。王兼士从200多亿增加到500多亿。郭秀珍从6亿增加到63亿。陈铭珊从81亿增加到232亿。刘念礼单是坦白盗窃国家资财一项就承认了224亿之多。[2]

对此，薄一波颇为满意。4月8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经验，称：“在上层资本家中间展开了激烈的评挤运动，虽系保护过关，但紧张程度绝不减于检查一次办法，是一面上层搞，一面在厂店发动群众，工人资本家互不见面。上层资本家三百九十人中有三百零三人，均准备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过关。过关内容不登报不到大会斗，但有的让它们衣冠整齐地过去，有的让它们丢盔弃甲地过去。这样做，资本家已经感激不尽。说：‘政府仁至义尽，再不彻底坦白，对不起政府’。王兼士坦白了五百亿，作念祖八百八十亿，刘念礼三百七十亿，魏如三百五十七亿，经叔平三十四亿，荣毅仁、郭棣活两人态度尚好，均在一千亿以上，尚未通过。四天会议有二百人交代，一百人已通过，斗争甚为激烈，但不是我们去斗而是资本家自斗自，我们只是坐山观虎斗。邱再春骂胡汝鼎是谋财害命的凶手，朱鸿仪谈小不谈大，胡子婴说：‘我要控诉你，过去你总说造纸成本缺，我上了你的当。’会上通不过，要朱离席反省。三百零三个资本家初步坦白出的问题有四千亿左右，这当然太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万亿以上。”[3]

根据上海市委的要求，工作队乘胜追击，利用各种办法来挤压这些大资本家，甚至利用家属来做工作。和兴钢铁厂经理朱镜清交代的问题不清楚，五金组就找了两个资本家晚上到朱的家里去帮助他，动员朱的太太参加一起谈话。新中机器厂经理魏如之妻与魏感情较好，工作队就通过妇联去做魏妻的工作，促使魏不仅彻底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而且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检举线索。工作队了解到协大祥绸布庄经理孙照明的小老婆没有生过小孩儿，在家中没有地位，害怕孙进监狱，就针对此点去做她的工作，促使她讲出了孙有二三十亿暗账的情况。[4]

但是，尽管工商组按照薄一波和上海市委的设想，努力向挤出1万亿元的目标推进，结果却不尽人意。这倒不是数字出不来，反而是因为大户们顺杆而上，数字成倍上涨，就连工商组都觉得有问题了。郭棣活4月14日再度坦白时，宣布他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合计即达到1097亿元，较前增加了3倍之多。荣毅仁15日在小组坦白时，也交待出2096亿的天文数字来。[5]对此，有报告说：因为报载广州申二厂坦白224亿，最终政府只算了74亿，一些资本家就认为坦白数字大一些不要紧，政府不见得照单全收。一些资本家认为反正今后只有公私合营了，坦白得多些也无所谓。一些资本家则只求过关，先承认了再说，听候政府处理。总之，大家都怕被说成是不彻底，尽可能地按照工作队和与会者的要求扩大数字，因而往往不论有影没影，都先算成是违法利得再说，以保证万无一失。这种情况其实自互评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有的把现在的工缴费和过去的相减，将多出的部分算为盗窃国家资财。[6]有的把向善后救济总署配给到的物资以及建国后申请到的官价外汇与当时的市价的差额，都算做盗窃国家资财。有的把建国前向银行正当的贷款以及正当购进的产业、原料等等，也都说成是隐匿敌产。有的将明明合法的利润，也统统当成是暴利所得。有的则完全根据与会者的估计数字，并且主动加码，以此来争取过关。更“有些资本家认为今后的资产阶级没有做头，不如趁此丢包袱，只要留些消费资财就好了。他们说：‘厂不要了，反正赚了钱也要全放在厂里，自己也拿不到手，不如干脆送给政府的好。’例如魏如坦白数字由80亿提高到259亿，又增加到318亿，把抗战期中在重庆向伪中央银行借的一亿法币估算为人民币一百亿元，算作盗窃数字，把向伪中央银行透支的数字也估为十亿人民币来坦白。他在会内对人说：‘今后将是无厂一身轻，可以不要烦心，而自己有技术，不怕没事做！’”[7]

相比较在市一级坦白的大资本家而言，这时在各区内对中小工商户的作法却经过一段混乱的情况。不少仍旧采用面对面斗争的策略，让职工“过瘾”、“出气”。直到上海市委发现自杀人数聚骤增，于4月9日紧急召开各区干部大会，并且通报撤了搞得太过的邑庙区工会办事处主任李元馥的职，这才很快扭转了乱斗乱搞的现象。“对没有劳资关系和只有一二职工学徒的家庭商业户和独立手工业户，采取自动坦白填表，审查后即大批迅速宣布他们是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发给通知书，鼓励他们安心营业，努力生产。对一般中等工商户，采取背靠背的诉苦与排队后，将老板的坦白书，有领导地交给职工审查，将职工意见送给老板，要他补充和说明，然后召开定案大会，职工派代表参加，宣布定案。”[8]

为了动员前一批已经定案的74个重点户积极参加第二阶段战役，工商组还特别召集这些工商户开会，“宣布三项决定：（1）七十四户的问题已经定案，要安心生产；（2）若能检举立功，还可减轻处分；（3）七十四户不抓不关了。”据报，“资本家听后，如同大赦，感激涕零，纷纷要求参加检查队立功赎罪。这一会议开的很成功，一百几十个资本家均投入战斗了。”“如华新文具厂顾高生（科学仪器厂），福达煤号丁雨人（煤栈业），明昌木庄刁谭文（木行业），新丰电机厂姚苗洁（电机业），新华帆布厂周性存（帆布业），华南橡胶厂孙君怀（橡胶业），朱正印刷五金机器厂朱嘉禄（五金业），永业铁工厂张永正（五金业），启新纱厂朱立德（棉纱业），建春汽车材料行杨建春（汽车材料业）等，上述人物均系上海大亨，它们均立下包打全市或本区同业的计划。由于它们是内行，均能找到要害，连日来作用甚大。”[9]

不过，由于在上海多数区里都是些小工商户，文化水平较低，经营方式落后，往往连账也没有，因此坦白起来常常没有确实数字。如一馒头商的坦白是：“我是没有账的，就统扯每天逃一万元（税）吧。”从1949年算起，每年360万。一米商则坦白称：“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我就再加四千斤米吧，这是多足了。”一饭馆老板则声明自己不识字，也不懂分类，从1949年算起，估计偷漏税能够有700万左右，要求大家给评一评。结果有人说：政府政策公布了这么久，你还不懂什么叫分类？以你偷漏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多，应该属于半守法半违法。于是该组10人多数投票通过他为半守法半违法户。[10]和大资本家的评定情况相比，这些中小户的评定分类掌握起来更加复杂，特别是对于大量的年营业额很小的工商户更是如此。一些区就反映说：即使以违法所得200万元为线，因为区里工商户的资本额大多也就在200万上下，找不出太多非法利得超过200万的，因此分类时肯定要大大超过市里规定的定守法户15％的比例规定。在那些多多少少还可以勉强凑数的区里，干部们为了完成市里的比例规定，就只好滥加等级。“如榆林、杨浦等区，小组上因交代者态度不好，评时就加上一级。有的工作同志不够了解政策，当挤不出交代者的数字时，就说他拒不坦白，加上一级。有些干部觉得第四五两类太少，评的时候就主观掌握一下，因此有人从第三类被加到第五类。”而像邑庙区，则因为比例数相差太大，只好暂停核定工作，请市委指示后再作决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