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反”运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推动和指挥的一场以反对党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各种材料，可知中共入城执政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干部队伍中贪污腐化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触目惊心。“三反”运动的发动，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这一发展趋势。但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违法违纪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情况，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并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实上，这场运动没有也不能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

关键词：毛泽东，“三反”运动，贪污，打“老虎”，“逼”“供”“信”

        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几乎同时，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三大运动以及紧随“三反”运动而掀起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同的是，三大运动所针对的分别是农村地主、敌国美国、国内敌对分子，“五反”运动所针对的是亦敌亦友的资本家，“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以及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工作人员。而这场运动的关键，实际上更是旨在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来消除中共进城掌权以来，在干部中间出现的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权力寻租现象，避免重蹈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腐化瓦解，惨遭失败的覆辙。

        现有关于“三反”运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介绍性的。即使是仅有的谈论这一运动的著作，也与学术研究相去甚远。[1]其中的一个关键所在，就在于它们明显地对这场运动本身的看法和理解过于简单化、概念化，没有注意到这场运动及其效果的极度复杂性。而这也正是今天面对几乎同样却严重无数倍的贪污腐败现象，一些读者寄希望于再来一次“三反”运动，而另一些读者则根本排斥这一被前者高度评价为“成功实践”[2]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镇反运动一样，在“三反”运动的发动和推进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厘清毛泽东在这场运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不同阶段的意图和具体设计，也是厘清这场运动来龙去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环节。鉴于毛泽东对于这场运动的绝大多数指示或批示均已发表或已开放，从毛泽东与“三反”运动关系这样一种角度来具体考察促成这场运动跌宕起伏的种种内幕，已经成为一种可能。相信这样的考察，将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场运动的了解和思考。

“三反”运动之发动

        发动“三反”运动并不在毛泽东预定的计划之中。最早提出反贪污问题的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他于1951年8月31日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率先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3]几天后，东北局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的文件。[4]对于高岗和东北局的这一举措，中共中央虽然也予以了肯定，并且批转各地，[5]但是，依照以往的作法，它这时显然还只是设想通过整党整风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而与此同时，在这一年10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讨论的中心问题，则是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目前财政严重困难的对策问题。会议明确决定，鉴于1952年度将会面临更严重的财政困难，必须“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尤其要“提倡节约，严禁浪费。”[6]毛泽东随后在10月23日召开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号召。[7]中共中央并因此成立了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各中央局及其下属省市党委亦相继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委员会、分会和支分会。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而不是“三反”运动的任务，成为1951年底中共中央计划中的中心工作。[8]

        就在毛泽东政协讲话发表几天之后，高岗再度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将增产节约问题与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头一次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9]读到报告后，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和增产节约的现实需要相比，解决政府部门中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的任务。而且，增产节约的问题确实可以和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一并进行，相得益彰。故他很快就高岗的报告做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0]紧接着，依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11月23日发表了《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宣布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11]

        毛泽东对于开展反贪污斗争必要性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以这时所得到的相关报告为基础的。然而，这个时候东北局的报告对党政工作人员贪污腐化情况的估计还不是十分严重，1950年8个月中虽然处理了贪污分子3258人，其中党员干部因贪污受处分者，不过十分之二上下。高岗之所以相信必须马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因为发现贪污现象发展的速度太快。据报，“沈阳市人民法院贪污案件逐年统计，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贪污犯占案犯总数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五零年上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又上升为百分之一三点二。”[12]因为这时相关报告较少，故《人民日报》社论这时公开断言，贪污问题主要发生在“承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的留用人员当中，因为他们“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只有1％的“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因其政治品质恶劣，未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克服贪污腐化思想，进入城市后，又接受了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的影响，于是迅速堕落，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成为人民革命事业中的害虫。”[13]

        但是，即使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也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了反贪污斗争的重要性问题。何况，接连得到的几份报告，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贪污问题的估计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了。

        据11月28日中共华北局的报告称：“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一百零七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一百零二人。”其中，“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房，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了。”“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帐，诈骗国家小米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三十二万四千余斤。”“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宿娼，吸食料面。李发觉大同市公安局对该私商怀疑时，竟向其告密。此外，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三千余万元潜逃。”[14]

        这时发现的更为严重的案件，是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暗中与私商勾结，“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其作法不仅使“私商从中贪污中饱”，而且“二人私用达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二千万元之巨。据有帐可查者，达一亿三千万元。”[15]再加上刘青山长期吸食鸦片，因此，事情披露后，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议当即决定上报中共华北局，建议逮捕二人。经华北局报周恩来批准，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刘青山当时在国外，12月2日归国后当即逮捕归案）。”[16]

        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太原区长、区委书记、山西交城县长等，堕落到如此地步，让毛泽东颇为震动。他显然赞同批捕刘青山、张子善，并且专门去电华北局，要求后者将对太原市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17]

        就在这一天，即12月1日当晚，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即：“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治治罪。”[18]

        12月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党政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当即批转各中央局，并以相当严厉的口吻发布指示称：“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