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力排众议
“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中央各部就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报告。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根据已经掌握的部分情况初步估计，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贪污的方式，有“出卖财经情报（如将税率变动、物资底价密告资本家）”的；有“勾结私商盗卖国家资财”的；有贵买贱卖从中谋利的；有“侵吞公物，监守自盗”的；有“造假帐目、假单据”的；有“大斗秤入小斗秤出，开税票大头小尾”的；有假借职位“敲诈勒索”的；有“受贿赂，吃回扣”的；有“报假账，吃空额”的；有“公私不分，损公肥私”的。更多的则是“造假预算、搞两套帐、打埋伏、虚报开支、下级套上级、损大公肥小公、以及藉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等行为。[21]
自入城以来，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会在金钱和享乐的巨大诱惑面前打败仗。一下子看到各级机关中竟有如此多的干部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自然让他颇为焦虑。
这个时候摆上毛泽东案头的各种报告，已经够得上触目惊心了。除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外，其他较典型的案例有：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23]
华北局报称：“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24]
中南局报称：“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即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贪污。”[25]
河北省报称：“石家庄市整风审干中查出两个干部即贪污三千万元，军区一个团十个连长中有八个贪污。”[26]
甘肃省委报称：“武都税局长冯俊明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市税局三百零九个干部五十七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百分之三十点九贪污。平凉市税局八十八个干部有四十个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一百八十个干部，八十一人贪污。酒泉专区粮食局八个县的干部有二十五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十五个干部集体贪污。……海源县书、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领导四十个干部集体贪污反革命财产。”[27]
由于这时的报告大都表示对情况已基本掌握，对完成中央部署的斗争任务信心满满，因此，毛泽东这时对开展“三反”运动的难度和发展前景，亦多少有些估计不足。考虑到原定1952年各项任务都很艰巨，他在
但不过几天时间，随着报来的贪污案例越来越多，毛泽东明显地沉不住气了。注意到贪污问题如此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29]共产党已经走到变质的边缘，一些党政领导人对运动却仍不积极，这让毛泽东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在30日批转西南军区党委会关于三反斗争简报的批示中，要求各大军区都应按期编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一月四次；接着又在当天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对所属单位的“三反”运动，“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对一切态度消极的党政领导人“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30]
31日上午，毛泽东并召开会议讲话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在山上看不见，一到城市就看见了。要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有些人不进行三反看不出来，镇反中有些人也看不出来，有些公安人员对五种敌人的斗争是坚决的，但就是贪污腐化，如卜盛元、刘青山（镇反有成绩，还出过国）。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有人问：怎样算是达到标准？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毛泽东当场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有机关都有大老虎，党中央机关就没有？”你敢写保证书吗？杨当即答应交出50个。毛强调：“出大虎的地方是那些有金、木、水、火、土的地方（水主要是指轮船运输，火指油、电料，土指建筑工程－引者注）”。但同时也说：“安子文同志等地方，的确是清水衙门，但也不忙做结论，看看再说。”[31]
当天下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和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安子文出面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动起来了。北京市甚至率先把运动推向了对腐蚀干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商界。据报：“在一个多星期中，各行业开会已达三千一百二十五次。……现在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已有七千余人坦白了有贪污或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其中贪污公款在一百万元以下者七千一百七十一人，一百万至五百万元者三百六十二人，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三十一人，一千万至五千万元者三十三人，五千万至一亿元者三人，一亿元以上者二人。工商界已有一千六百五十九户坦白并检举了二千九百二十三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由于扩大了斗争范围，北京市委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十七）、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有些市民对若干派出所尚有顾忌，因而不敢检举。我们已决定把作风不好的所长集训，并号召有贪污勒索行为者坦白。此外，为了便于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并派妥人负责。”对于不断引发贪污现象的各单位的机关生产，已决定全部统一管理。[34]
对于北京的这一经验，毛泽东当即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