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把“三反”斗争与打击资产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宣称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而且强调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这就使得这场原本旨在清理政权内部贪污分子的斗争，变成了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对形势的估计自然会愈加严重，任何没有把自己所在地区或单位的贪污问题提高到如此高度，或估计不够严重的报告，都不免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任何在报告中说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36]凡是下级机关的反贪污斗争比不上中央机关的，“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37]毛泽东并以集宁军分区和遵义军分区的报告加以对比，批转各地道：我们“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军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准进行整编。”“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38]以此为标准，他再度断言：“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39]

        这个时候，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的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手脚，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华东三反运动一月六日实行主席限期、点名、清查的办法，已大规模的开展起来。”但是，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主席一喊便千唤万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40]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不管毛泽东如何号召放手“三反”，各地方及各部门领导人却还是纷纷制定标准，想要区分贪污浪费的界限，以避免乱打乱斗，使工作垮台。关于这一点，川南区党委的一个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它指出：各级干部中贪污现象非常普遍，但“县以下贪污现象比上面更严重，估计很多负责的县区干部要垮台。如何使三反与土改兼顾，如何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挽救而不致垮掉，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政策问题”。[41]显然，这并非仅仅是县区一级的麻烦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上级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不对贪污、浪费的标准做出明确的界定，就难以使众多部门的领导干部洗清自己，站出来领导运动。

        为此，华东局这时就率先提出划分浪费与贪污的四条标准，强调因经验不够或全无经验而造成的浪费，因制度未建立或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而造成的浪费，和经过组织批准或决定的个人超支，以及机关生产在补助和提高集体生活方面造成的浪费，今后应加注意和改正，但对过去不必追究。只有“个人享受腐化、生活特殊及腐化性的挥霍，即是迹近贪污的浪费或由贪污而来的浪费，应特别加以审查和揭发。”[42]

        军委总政治部也明确指示西南军区说：宣布该军区后勤系统34％的人员都有贪污行为必须慎重。尤其是，“对于贪污行为和一般公私不分的错误行为，必须加以区分，并分别对待，不能把占公家的小便宜统统叫作贪污。”[43]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最终也不能不发布指示，说明：供给制干部超支，应分为个人超支和机关集体生活超支两大类。集体生活超支不能视为贪污，超支太多可视为浪费。即使个人超支，也应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合理的超支，为入城后必不可少的开支，不过尚无明文规定。这类超支如经过适当领导机关批准，则完全合法，如未经批准，只能认为组织手续不完备，不能认为浪费，更不能认为贪污。第二类为生活铺张浪费的超支，性质为浪费，不是贪污，应作检讨，并加改正。……第三类为接近于贪污的超支，应作严格检讨，立即停止这种支出，并接受适当行政处分。”至于较为普遍的化大公化小公的问题，应肯定为违反财纪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当事人有意违反财政纪律，有些是财政制度本身尚不健全，不能一律认为是贪污浪费。要确定各单位大公化小公是否贪污或者浪费，应根据小公的用途来决定。如果用途正当，这种错误只在财政手续方面；如果用途不当，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属于浪费或贪污。”[44]

        对于上述种种复杂问题，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如中南局和华东局均报告说：目前机关生产和小家当十分普遍。财产很多，各部、处、科乃至地、县、区，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很大部分被用了在少数干部身上，“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毛泽东对此亦表示一时间难以解决，只能暂时“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等待中央研究出一个包括党、政、军、民在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45]但不难了解的是，毛泽东并不主张给群众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他对总政治部对西南军区的批示就明确表示不赞同，理由是：“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46]他对西南军区报告的批示是：“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将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47]他再三告诫各级党委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48]至于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49]

“打虎”战役的推动

        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负责指导全国“三反”运动的薄一波自然心知肚明。其在1月19日就中央直属机关“三反”情况所做的报告中，一方面说明“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为一万人左右，其中贪污一亿元至几十亿元者十八人，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者一百三十人左右。”一方面则特别指出：“这个数字，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状况的。根据现在已经初步掌握的材料看来，一亿以上的，几十亿的大贪污犯，除上述十八人外，至少尚有四五十人。”“如果在这次运动中不彻底肃清这些大贪污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暂时藏起来，一阵风过后，他们又会继续起来作恶。”故尽管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仍“决定重新组织力量，从二十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八天之内，对大贪污犯来一个猛烈的进攻。”[50]

        由于薄一波同时还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和华北军区政委，因此，他在19日当天还专门召集华北军区各部队各军区首长开会，具体部署下一周的“战役”目标：“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其策略是：“（1）区别贪污、浪费界限，使有些领导同志下台，以便指挥作战。（2）摘除一些小的公私不分，占小便宜的人的贪污帽子，指出错误，不算贪污。（3）对自动坦白，酌情退赃，决心悔过，不再重犯，贪污款在一千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的贪污犯，减轻或免予刑事处分，使之放下包袱。”进而“分配任务“，即“根据重点单位和已有线索由，各单位自报公议，于一周内交贪污一千万得多少人的任务，并力求超过”。[51]

        而层层分配打“虎”数字，也正是毛泽东这时用以突破“三反”发动瓶颈的一种办法。

        1月22日，毛泽东在接到华北军区报告的当天即将其批转各地，并批示道：“华北军区一月二十二日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同时，他又在给中南和华东两军区的电报中指示：“你们两个大军区（指中南华东）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52]

        同一天，华北局还报来山西省委的“三反”报告。报告说明：不少运动开展不好的地方，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就是因为自身问题严重，有的一级党政领导人员已经堕落到“与资本家毫无二致”。对此，省委“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脱裤子，一次通不过，二次再来”；并派出得力干部，到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坐镇指挥，给群众撑腰，“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53]华北局对此高度评价说：“山西的经验再次证明首长勇敢“脱裤子”，层层带头检讨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对于麻木不仁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手面不干净的领导人，必须采取上下夹攻的办法，使之猛省，丢下包袱，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攻打敌人。对于毫无勇气揭发自己，而又无心对敌战斗的各级领导人，或则撤职，搬掉障碍，或则暂时不管（即令其自己离职反省），去掉累赘，以免耽误紧张的急迫的“打大老虎”的中心战斗任务。”毛泽东对此报告也格外欣赏，特别批示：“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54]

        经历过镇反运动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央在运动中分配任务指标的作法早已熟悉了。因此，薄一波19日报告之后，再加上毛泽东的一连串批示，多数机关部队都迅速做出了响应。空军直属机关党委就报告称：“听了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在中直总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后，二十日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廿一日上午召开空军直属机关积极分子会议，共一百七十余人，布置‘打老虎’的工作。”[55]毛泽东在明确肯定该报告的同时，还特别告诫各地称：“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发展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订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一月十八日，认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