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三反”问题，谈到中央机关的打“虎”数字时，与会者明显地对原有的估计感到不满足了。眼见各机关打“虎”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原先打出70只“老虎”的计划已被突破，一些人已经提出“老虎”可能达到150只以上的问题了。毛泽东因此颇为振奋，随即在西南军区的简报上批示道：“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上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57]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毛泽东明显地对那些数字大、比例大的报告格外欣赏。他这时就对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报告关于该部“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有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的说法，非常满意。他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可惜，“从我手头已经收到的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师有关三反的报告看来，有这样认识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事实上，“不仅财经部门有贪污，司令部政治部等部门也有贪污”。“必须从各级机关和一切部门中……坦白检举和检查出惊人的成百成千的中小贪污分子。”“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58]他公开号召：“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59]

        毛泽东的三令五申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央机关已打出和认定能打出的贪污上亿元的“大老虎”，几天就达到400只。北京市查出上亿元的“大老虎”36只，已认定的40只，同时计划机关企业要打出100只，工商界要打出300只。[60]华北局自然不甘人后，严令各地委及省属市委必须“做出打虎的具体计划，有必成数，有期成数，根据情况发展，还应追加数字。”以此来作为评定各部门领导人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标准。[61]而华北军区在1月22日得到毛泽东的初步表扬后，“三反”斗争也是突飞猛进。其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23日即打出64只大中老虎，“二十四日又捉住一千万元以上者三十七名，二十五日捉住一千万元以上者四十八名，五天共捉一百四十九名。”“连三反以来所捉大小老虎共二百八十八只。其中大老虎十二只，中老虎十八只（五千万元以上）。这些老虎的贪污款数（总数超六十五亿元），仅系根据它自己初步承认材料，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报告并提出：“估计有一批真正的大老虎尚未捉到”，仍在组织力量进行突击。[62]毛泽东对这一成绩也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将其报告转发各地，而且批示各地学习其经验。称：“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63]

        眼见打“虎”数量节节攀升，毛泽东愈加相信搜“虎”正未有穷期。1月30日，华北局报告山西省一周捉“虎”48只，而他们认为，山西理应捉“虎”1000至1300只。毛泽东则表示：“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64]华东军区报称计划打“虎”200只，毛泽东批示：“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目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必须通过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能达成奋斗目标。[65]东北局报告清出大小贪污分子16万余，计划在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工作人员中打出“大老虎”500只，毛泽东复电说：“你们暂时以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但“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66]

        为了有利于乘胜追击，掀起更大的打“虎”浪潮，中共中央这时专门批准在北京召开了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中节检委主任薄一波、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议当场宣布了公安部行政处宋德贵和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薛昆山等人死刑。毛泽东并且亲自审定和修改了薄一波的讲话稿，公开宣告：“只要贪污的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但只要能主动坦白或能立功赎罪者，则可根据具体情况，从宽惩处。[67]

        按照此时中共中央所定标准，“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党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和索取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非法取利者，就是贪污犯。”贪污上1亿元者为“大老虎”，贪污3千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者为中老虎，贪污1千万以上不满3千万元者为小老虎，贪污1千万元以下者为一般贪污分子。[68]但从毛泽东对薄一波讲话稿批改的情况看，“大老虎”的标准明显地有所变化了。在2月2日毛泽东批转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会上的报告时解释说：“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做大老虎。”这就是：“（1）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2）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例如：将国家的二亿元物资偷卖给私商，自己得六千万元，实际国家损失二亿元，商人也赚了不少钱。（3）满了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主谋者不论个人所得是否满一亿元。（4）贪污在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的，或利用职位自肥的，不管本人得钱多少，但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6）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清查资产阶级安插在我们政权内部的“经济内奸”的同时，还要注意清查“政治内奸”的问题。说：“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69]

        而这时有关基层贪污问题的揭露，更使毛泽东对各地目前的打“虎”计划感到不能满足。如“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以上的老虎十八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少者占百分之十三，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故毛泽东要求各地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70]

        上述“大老虎”标准的改变和查“虎”线索的扩大，自然使毛泽东相信老虎的数量应该更多。因此，他这时不仅对打“虎”计划数字小的地方和单位严加批评，而且又开始按照镇反运动的经验，根据人口比例来检查各地打“虎”数字和分配指标了。[71]

        2月4、5两日，毛泽东接连批评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分配数目太少，不合实际。如“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72]批评“重庆只计划捉二百几十个老虎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73]批评山东分局“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打虎无成绩”。“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而山东至今“还没有做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74]

        与此同时，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停止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省军区司令员王光华党内外一切职务限一周内做出彻底反省再行议处的通报时，毛泽东写道：“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虎二千三百只，大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自己的打虎计划。目前的特点，正像镇反初期同志们对于反革命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样，是对于大贪污分子的存在估计不足，就是说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必须不断地给以批判，才能克服此种错误思想。其严重者须由各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党委做出单独的决定，如同华北局对河北省委所做的决定那样，并且要迅速、不要迟疑不决。”[75]

        同一天，对薄一波、刘澜涛报告华北区准备二月份内捉虎12万只的计划，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东北局的打“虎”数字提出了疑问。他在批转薄、刘报告给各中央局时写道：“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你们计划在二月底全区捉大中小老虎一万一千多只，还只包括县以上的，不包括县以下的，只包括党政军民学内部的，不包括工商界的。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东北局二月一日来电说：“东北地区的老虎估计会不少于两千”。这里未说明老虎的大中小。如包括大中小老虎，则数字太低，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二万只以上。……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76]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对比例数相当重视，对单位性质，即有无大批管钱管物部门的情况，却不特别看重了。比如，2月4日，毛泽东明确批复中南军区的计划说：“中南军区委二月一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一百零六只，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77]但当中南军区6日报告全军区除直属机关部队外，还准备打大老虎107只，中小老虎1100多只时，毛泽东却批评其“计划太小”，称“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这个数字可以包括大军区直属部门在内。”[78]原因就是，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和军区其他所属部队的人数比例，是1：5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