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重视比例以外，毛泽东还格外重视政治宣传攻势的作用。2月6日，薄一波报告称：自2月1日北京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之后，中央各单位捉“虎”的数量就迅速增长。“二月一日前共捉大虎一六一只，二月二日到二月五日又捉住一百一十四只，四天以来每天平均捉大虎二十九只。群情甚为鼓舞。……大贪污犯不反攻了，嫌疑犯不“对口”了，有些小贪污升级为大贪污，案情大，牵连广，一窝子一窝子的大贪污犯开始而且普遍露头了，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也开始暴露了，更大更多的贪污犯在今后十天内将大批大批地就网。”中央机关已经决定将大老虎的数目从原定400只，增加到700只。虽然报告提出，中央机关此时成功的经验包括“四查”，即“查经济、查人事、查账目、查资料”；大胆使用非党积极分子和民主人士，使用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以及大贪污嫌疑分子的家属；和实行“专案、专组、限期破案，包打老虎制”，[79]但是，毛泽东显然看重的主要还是公审大会的效力。他在转发薄一波的报告时批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按期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办，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藉以推进打虎斗争。”[80]

        毛泽东这时推动打“虎”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拿各地各单位的打“虎”数字相互比较，以大促小。如华北军区所属六十六军报告称：确定“打虎预算为二百二十只，内大老虎二十二只。截止二月六日，已打虎一百四十一只，内大老虎四只。”毛泽东得报后即批示：根据六十六军的打虎预算及已得成绩，华北军区原定打虎预算必须重做。“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六十六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81]2月7日，李富春报告中财委系统“至昨六日止已打出大老虎一百五十只”，“中财委及财经各部共十五个部门，共同拟定在二月底以前必成数为三百十八只，期成数为三百七十九只，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定打出二百只（即七天内再打五十只），大家劲头足，信心高。”毛泽东见报即批：“如此预算，我认为中央一级可期成七百五十只”。[82]

        鉴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许多地方和单位自然也就见风涨。如东北局，1月26日预计打“大老虎”500只，因受到毛泽东批评，2月3日即跃升至2000只了。随即发现仍比不上华北等区，仅三天，即2月6日就再涨一倍，定为4000只。终于在9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称其“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要求“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83]又如华东军区，1月下旬预订捉“大老虎”200多，被毛泽东批评，2月1日涨为500只，7日更涨至1000只，成为全国各大军区中最高预算数，因而受到毛的表扬，并号召“各军向华东军区学习”。[84]

        当然，即使在大区和大军区中，也有在数字上始终表现得比较谨慎的。如中南军区“三反”运动发动之后，就一直没有能跟上毛的步伐。以至于毛泽东“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85]但直到1月22日，中南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仍旧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被批评为清出的“老虎”太少，“劲头不足，空话太多”。[86]2月1日，中南军区鼓足勇气，上报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毛泽东虽予以肯定，但认为还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还需要随时追加。[87]至2月11日，鉴于华东军区打“虎”预算突飞猛进，中南军区的打“虎”数字再度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明确电告中南局并规定数字称：“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华东局八日电告不包括区、乡、军队和工商界，单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政企业打大虎五千，中小虎二万。另外华东军区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由此看来，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万，还是低了。军队方面，必须和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地方应增多少，请考虑再告。”尤其属中南军区管辖的华南军区，直到这时，对打“虎”数字仍是缩手缩脚，更是让毛泽东很不满。他同样亲自规定了打“虎”数字。电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88]

        鉴于中南、华南两军区始终跟不上中央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下决心派公安部长罗瑞卿亲往武汉和广州，督导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工作。果然，罗瑞卿到后不久，中南局就于2月13日一鼓作气地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高到了8000，把打“小老虎”的数字提高到了4．2万。对此，毛泽东满意地表扬说：“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高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但他又转过来拿这个数字来对比其他地区和单位了，要求各中央局都参照中南局的新数字，“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89]

        不过，中南军区这一天所报的打“虎”数字，毛泽东还是不能满意。本来，根据人数比例，参考华东军区的数字，中南军区努力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高了数倍，达到800只，华南军区也努力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到了183只。但这与毛泽东规定的数字，即中南军区1000只，华南军区四五百只，仍不相符。何况，仅几天时间，华东军区就又把打“大老虎”的数字从1000只提升到了1600只。结果，中南军区和华南军区的数字报上来，毛泽东还是严辞批评。称：“你们军区打虎预算据中南局最近电告增至打大虎八百，这比你们过去的数字是增大了，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特别是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数万，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90]

运动的结束及影响

        毛泽东给各地规定打“虎”数目，各地又是如何具体消化分解的呢？这里可以华东区的报告来一窥究竟。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华东局也是一次次提高打“虎”数字，2月8日最终确定不含军队、学校、工商界和区乡一级，要打“大老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华东局创造了这一各大行政区“最高数字”，即分派任务给各省市地区。具体分派指标如下：“山东四千三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三千五百只）；浙江三千七百只（内大虎七百只，中小虎三千只）；苏南三千一百只（内大虎六百只，中小虎二千五百只）；安徽三千二百只（内大虎五百只，中小虎二千七百只）；苏北二千七百只（内大虎四百只，中小虎二千三百只）；福建二千一百只（内大虎三百只，中小虎一千八百只）；上海三千五百五十只（内大虎七百五十只，中小虎二千八百只）；南京七百五十只（内大虎一百五十只，中小虎六百只）；华东直属机关一千六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八百只）。”[91]毫无疑问，具体到各个省市地区，自然也是一样将自己得到的打“虎”数字进一步向下分派，最后分摊到具体单位或部门的头上。

        至于每一个领受到具体数字的单位或部门，其完成任务的办法也是大同小异。即是首先“采取经费站队（用了多少钱？用在那些方面？），经手人站队，关系人站队及有关私营厂商站队（跟那些厂商有过多少交易？），再联系其他因素（去查本人出身、社会关系、生活收支情况、平素表现、是否兼营工商业等），加以对照分析”，查“虎迹”，找“虎窝”。一有线索后即专人专案，或交专门的打“虎”队，包查包打，开始全面内查外调，包括检查账面、单据、进货、质量、仓库存货等。同时对嫌疑人“实行隔离、封锁，切断其一切内外联系”，并“采取大会压、小会挤、内外追、个别谈、领导开导、家属劝说、反复对证等方法，使‘老虎’无喘息、通气、招架之余地。”[92]很显然，由于不少部门和单位，有贪污行为者达半数以上，中共中央专门下令解除占整个贪污分子90％以上的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将那些贪污在50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又能彻底坦白，保证不再重犯者，一律不按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使其轻装上阵，参加打“虎”，对运动帮助极大。[93]因为，出于感恩戴德或戴罪立功的想法，这一部分人多半都能够在打“虎”战役中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

        但是，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一些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大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94]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其实，打“虎”斗争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一些部队和地方在搞“逼”、“供”、“信”了。他为此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95]打“虎”进入高潮后，各地也先后提出过“防止单纯逼供不择手段”的问题，甚至提出过“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主张，对此毛泽东也表赞成。[96]但实际上，不要说对非“老虎”者，就是对诸多算得上“老虎”之人，要在那样一种压力之下，又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要想不利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达成目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到这种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此的态度也多少留有余地，即“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任务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结果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是没有贪污的党员，也说贪污过几百万，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怀疑对象打、骂、捆、冻，指数问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并上肉刑伺候，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97]如察哈尔省天镇县以区为单位，为找嫌疑，打“老虎”，把干部集中在一个院里吃饭睡觉，紧闭大门，一律不许出入。街上还布置了警卫队，一碰上区干部便端枪逼问，严禁信件往来、打电话和会客。又如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指头、扭耳）；（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