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951年12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48－549页。

[23] 《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13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1－2页。

[24] 《华北局关于在全区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年12月12日，《建设》第一三0期，1951年12月19日，第1－2页。

[25] 《中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1951年12月14日，《建设》第一三六期，1952年1月9日，第4－5页。

[26] 《河北省委关于第三次省党代表会议向华北局的报告》，1951年12月，《建设》第一二九期，1951年12月10日，第9－11页。

[27] 《甘肃省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12月15日，《建设》第一三二期，1951年12月30日，第3－4页。

[28]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951年12月22日；《中央批转铁道兵团联运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1951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612，631页。

[29] 罗瑞卿报告即讲到过毛这方面的谈话内容，称：“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如长沙公安局长贪污廿亿，（国民党时期的）长沙警察局长都不敢搞这样多，因他们有宗派。” 《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06／1／44／60页。（据1991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293页注2，原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因严重违法乱纪被处决一案，“正在复查中”，但十几年之后亦未见有此案已经改正的消息。）

[30] 毛泽东：《批转并奖励西南军区党委会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简报》，1951年12月30日；《中央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1951年12月30日；《对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1951年12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646，653，652页。

[31] 《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06／1／44／58－59页。

[32] 薄一波前引书，第147页；并见《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12－13页。

[33] 《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4日，《建设》第一三七期，1952年1月10日，第1－2页。

[34] 《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1952年1月4日，《建设》第一三七期，1952年1月10日，第8－10页。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22页。

[36] 《毛主席批转甘肃省委关于三反运动进入坦白检举阶段的报告》，1952年1月9日，《建设》第一三九期，1952年1月18日，第6－7页。

[37] 《毛主席批转罗瑞卿关于中央公安部猛烈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1952年1月10日，《建设》第一三九期，1952年1月18日，第1－3页。

[38] 《毛主席转发集宁军分区三反情况报告》，1952年1月1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5／240；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1952年1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2页。

[39] 转见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30／78。

[40] 《陈毅关于华东军区三反运动报告》，1952年1月1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44／5／248。

[41] 《川南区党委关于“三反”问题给西南局并发各地市委的报告》，1952年1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东／2／767／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