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说,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离开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在这种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阶级分化远不如欧美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看不到进行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促使多数人像过去同盟会的人那样,把这种差距看成是容易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激烈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据。像以往孙中山把“定地价的法”,当成社会革命的方法,把国营铁路当成跨进社会主义的台阶一样,许多人这时提出的种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革命社会主义的色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政治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23]然而,人们这时毕竟是在那里认真地幻想着,无论是“教育平等”、“普遍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无论是发展实业,“实现国民自治”,改正关税,废除厘金,实行累进地价税和所得税法；无论是实行慈善制度,规定工钱的最低限额,“推翻遗产制”或实现经济的民治主义,人们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他们这时还特别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运动”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张改造社会先从改造个人做起,甚至开始“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以图联合成大社会,实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为这个社会主义,不久一定要实行的”。[24]
恽代英对“这个社会主义”曾经做过说明,很符合人们这时的认识。他说：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便想到“暗杀革命”,“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25]这也就难怪人们要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某些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也都当成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认识和鼓吹了。张东荪说得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26]
好一个“浑补的趋向”！实在地说,这时大多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一个混沌的趋向吗!
“无产阶级万岁！”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因此,决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时还难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真诚地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19l9年到1920年间,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种种互助团体、“新村”等,不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乌托邦真诚性的写照吗?历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
空想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27]这种“批判成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人已经公开发出“扑灭资本主义”、“推翻吃人的资本家”，“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的呼喊。有人明确认为：“尊重大资本家、大地主之个人自由,不啻宣布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之死刑”。连从来没有使自己的主张超出过资产阶级范畴的张东荪等,也口口声声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社会主义。[28]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恶情绪，在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国”,这促使许多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尽管当中国最早的以《劳动》命名的月刊编者申明劳动者当“联群自救”，实行“社会主义”时；当《东方杂志》的记者鼓吹泛劳动主义,主张“今日下层苦力之民”“减少其劳动时间”，“读书报,听讲演,讨论政治,探索真理”时；当蔡元培、李大钊欢呼“劳工胜利”,鼓吹“劳工神圣”，呼吁人们“快去作工”，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时,人们甚至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那个“无产阶级”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十月革命毕竟从一开始就迫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去重视劳动人民，而在五四运动和日益激荡的世界工人运动风潮的刺激下,他们毕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劳动问题、劳动运动联系起来了，并且日渐深入地认识到,所谓社会问题,核心其实就是劳动问题。因此,劳动运动的状况,必然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状况。尽管当时主张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把社会主义同劳动运动联系起来,积极鼓吹劳动运动,宣传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客观上对于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的青年学生了解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促使他们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此,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大量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了去,造成贫富不均,这是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29]一些人断言：中国今天固然“产业极不发达”,但中国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由世界的趋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会主义不可”,“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否则中国的问题“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30]于是,人们主张立即组织工会,举办工人教育,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和资本家争斗”。一些人甚至大声喊出了“无产阶级万岁”这种带有激烈气味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人们多半也还是抱着那种混沌的社会主义观,但不可否认,许多人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把自己改造社会的愿塑同即将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的力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分裂,那种混沌不清的社会主义再也难像五色旗那样在中国进步舆论界的上空飘扬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1920年元旦,颇负盛名的《星期评论》“新年词”写道：“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社会主义联合战线不可避免地开始分裂了。
在19l9年初,社会上许多人对俄国革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产出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宣播出来扰乱世界”。[31]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渐渐“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各种谣言渐渐的鲜有人信了,甚至连“恐怖政治”的骂名,也随着“废止死刑的布告”“渐渐消灭”,粮食缺乏的惨状,也由大丰收“救济”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到了1920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已大为改观,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此,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布：“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到世界人类一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32]
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知识分子改良观念本身的变化。他们曾经对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主义等渐进的、改良的社会观,抱以极大的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主义几乎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碰得鼻青脸肿。这对于一心致力于“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企图最终取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些人来说，打击是极其惨重的,教训也是宝贵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一些激进青年“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坏是不可少的”。[33]
对各种改良的社会观发生疑问,迫使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人头脑的社会主义开始由改良走问革命。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