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产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织。这对于后来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当然，更多的人还在徊徘,而不少人则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往前跑。这些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会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而他们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些摸不着底。社会革命的“鼓声”越近、越急，他们就越是容易摇摆。不过，到底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镖了。
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的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积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到俄国去学习。他们还按照俄国的方法,深入劳苦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35]这一切使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沉不住气了。他斥责道：中国哪来的“新式企业组织”，既无“新式企业组织”,何来“劳动阶级”?中国之劳苦者连谋生就业都不得，何以为劳动运动?既无劳动运动，又何以为社会主义!?就连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看出中国发生“劳农革命”的危险来了。他告诫中国人：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36]
罗素先生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一些人长时间来冥思苦想，犹豫不决,且难以启齿的“心里话”。那些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热热闹闹地叫唤了一阵改良的社会主义之后,终于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照社会主义样式实行的条件，由此以往,势必造成俄国式的前途，甚至搞成“伪劳农革命”。[37]于是,他们的态度日益右转了。不久前还参加过同维经斯基座谈的张东荪到“内地”转了一圈以后,“忽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他这时急忙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称中国决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的彭一湖,也发现“从前以为后进国总占便宜”,社会主义容易实行的想法“错误”了，明白了“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这个道理”,确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家鸣不平：“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在太忍。”中国前途之“不堪问”,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实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们何不去“联络各国社会党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呢?[38]
这些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时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与那些试图把自己同工农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了,与大批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观点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上的极端落后，确信中国绝不能越过资本主义，而一步迈向社会主义。他们怀着极度疑惧的心情来看待日渐活跃和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层劳动群众,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无产业”、“无知识”的下层群众甚至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溃疡,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结果难免会造成“均贫富”的“伪劳农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曾经一再出现调和以至混合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讨论则是一次彻底的分裂了。在同样主张变革，同样渴望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端,在政治立场上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势力。在一个对新思潮趋之若骛，相当多数知识分子急切地盼望着一步摘掉中国老大贫弱帽子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继续跟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向前走。几乎同样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发难在社会舆论上一开始就不能不处于劣势。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发表,立刻就遭到众多报刊的同声谴责。张东荪等人尽管很快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再也无法掩饰其主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那些开始热衷于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决不能调和。[39]
对于这个时候刚刚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同毛泽东一样，许多人过去想避开政治,单纯从经济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着手来改造社会,但实践的结果终于明白：“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41]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思想转变的程度和趋向。而实践，自己的和俄国的实践则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个强烈的印象,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把大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边来,推到同情俄国革命的一边来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事实正是如此,1921年7月,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革命在中国开始步入了它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了。与此同时，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成了气候。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第9页。
[2] 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l7年4月14日等。
[3] 《民国日报》19l7年5月12日等。
[4] 同上注，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5]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l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
[6] 沧海：《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太平洋》第1卷，第8号,1917年11月15日。
[7]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Ⅰ月29日。
[8] 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l9l8年1月1日。
[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6页。
[10] 参见庶熙：《革命与生计问题》，《晨钟报》1917年3月30日；沧海：《俄德社会党之和平运动与德政府之狡谋》,《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8年1月l5日,及《晨钟报》l9l7年4月13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9月18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