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看起来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对于某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共产党人比较容易确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势力，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及其策略不能不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变化过程。
敌乎？友乎？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资产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2] 第二，人们这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明显地还抱以某种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使命是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早期共产党人这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清晰。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阶级”的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经济上乃至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了。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激进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迅速开始模仿共产主义的理论，把世界上的人根据劳动与不劳动、无产业与有产业、被压迫与压迫等等标准，截然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于是，即有所谓“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与“资本阶级”、“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第三阶级”、“财产工商阶级”、“绅缙阶级”、以及“征服阶级”、“压迫阶级”等对立的阶级概念。尽管，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无论“劳动阶级”也好，“资本阶级”也好，都应当是资本发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极端落后，但是，人们显然相信，这样一种阶级的对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3]
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4]这种看法使他们开始时很容易只从劳动与不劳动、有产与无产，以及被压迫与压迫这些表面现象上来理解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简单地把除了苏俄以外的国家统统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和苏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人们把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混为一谈的情况，但这些来自苏俄的共产党人多半同样相信：“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这导致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6]
自信立于向全世界资本家统治挑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会把“本国的几个可怜的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区别对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前山的老虎要吃人，后山的老虎也要吃人”，何况“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因此“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政治”。有谁想“只〖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7]
但是，作为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家，他们事实上都很少可能把后者看成是中国当时的首要敌人。他们或者断言“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8]，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人：你们的重要仇人，第一是官僚，第二是军阀，第三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只是“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来“作恶”，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了。[9]甚至，到了１９２１年，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包括联合“那个将要夺取政权的阶级”，因为“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最终推倒新的统治阶级。[10]尽管中共“一大”的纲领并没有接受这些代表的意见[11]，但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恰恰符合列宁这时就落后国家革命所提出的策略思想。
在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就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和补充决议。这些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些国家里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多半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12]随着１９２２年１月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中共中央也很快改变前此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肯定了援助国内“别的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以取得劳动阶级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并承认中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3]
１９２２年７月的中共“二大”显然是中共正式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有革命作用的开端。“二大”的宣言公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要的发展。它甚至“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而国民党此前所组织的广东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14]然而，中共这时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无疑还有某些保留。尽管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有可能试图支配或反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明白告诫中共必须独立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15]，但中共却断言“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以至相信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16]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与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的方针，却或多或少的把中国这时唯一强大的“民主派”国民党仅仅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甚或“不是代表那一阶级的政党”。因而，它的实际计划只是：首先使工人和贫农“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然后“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即“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7]
能够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吗？很显然，共产国际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和召开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至少已两度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文章认定：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反映着“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18]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却告诉共产国际：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国民党只是由四种人组成，即起主导作用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广东省和华侨中的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工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士兵，以及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马林保证说，国民党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作为国民党实际政治纲领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更是“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明确建议还只有几十个人的“前景暗淡”的中共小组织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宣传工作。[19]考虑到共产国际“二大”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不允许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20]的要求，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显然比把它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实际意义。于是，共产国际很快肯定了马林的说法，并据此发出指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进行工作。当然，它没有忘记提醒中共注意：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应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的日益明显的分裂”。[21]这表明，它多半相信，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象马林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
确定国民党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自然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实现与“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22]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人由此可以排除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当中共代表在１９２２年１１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突出强调自己加入国民党只是争取群众，以及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表示异议。他们明确主张中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23]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并“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但问题是，当作为“民主派”的国民党失去了具体的阶级性质之后，究竟如何看待和联合“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呢？共产党人因此不能不直接向“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们发出呼吁了，要求他们也“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并以国民党为自己的“政治领袖”。[24]很明显，他们只能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了。于是，共产党人开始得出结论，即“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何谓“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将以国民党为统帅，而工农阶级将以共产党为领袖，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与受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进行“联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