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磋砣尺功寸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共产党人自己有意无意的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显然都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其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1]。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蔡和森等已经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12]。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1917年7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岗山实行武装割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7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13]。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欧洲革命模式，只不过，他们开始提出：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14]。
当一种经验形成以后，它同样可能被神圣化和教条化。由于没有前车之鉴和自身的成功实践，共产党人这时几乎不能不依据俄国革命的模式来考虑问题。毕竟，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产生创造性的思维：除了在中心城市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暴动夺权以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革命方式吗？把共产党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还叫什么共产党？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特有的阶级革命的意义。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有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些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单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15]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1917年7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16]。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17]。而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18]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19]，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真理并不是莫斯科首先发现的，但真理必须经过莫斯科权威的解释才能成为真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共产国际仍旧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