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觉悟斗转星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仅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而且莫斯科的利益本身还处处制约着他们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坚持以他们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三十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崐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1935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年，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想的[21]。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1936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1937年5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和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2]。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地显然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24]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崐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具体地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乘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毛泽东成为了党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凭借毛泽东的丰富经验和灵活的指导，一举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几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