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历史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效果。夺取政权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共产党代替国民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种政权更替，共产党所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它能够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是它能够巩固政权，它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在于，它要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兴盛与人民的幸福。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和武器，他们才能够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甚至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不过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接近自己目标的一种便利，一种工具。确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底也只是解决了立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以及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等于他们就有了呼风唤雨的力量，不等于他们从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来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极端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断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包括使他们赖以为理论依据和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实际，以便为自己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坐稳了江山，不再存在生存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理论需要出发的努力，将变得更为关键。因为，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敌人和险恶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共产党人引上绝路，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但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当政的条件下，在不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思想观念的任何僵化与教条，表面上似乎不会马上带来致命的危险，然而，正因为其为害较慢，正因为它容易使人麻木，当它为害之时，往往危害更甚，影响更广，以至于一朝发难，就往往无以补救。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再度经历了种种严重的挫折，直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浩劫。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地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地信奉马列主义，并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党，因此，它不能不始终面临着如何把这种源于欧洲和俄国，因而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的或俄国的色彩的理论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来的问题。尽管，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就具体来说，“并非上了书的都是真理”，马克思的或列宁的许多具体观点和结论，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相对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在理解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未必可以教条式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的一切学说或观点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来。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到党的信仰乃至党的性质的大问题，由于理论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个别理论权威的手里，要想做到不是教条式地，而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观点，哪怕只是个别观点，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还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种种实际需要，促使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停留在以往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上，总是依赖过去的，尽管曾经是成功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它必须根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实际，努力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适合于这种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全新的方法来认识已经变化了一切，以便实事求是地规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找到适应自己独特的现实需要的正确的前进道路。但是，要摆脱那些成功的经验和传统方法的强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本身往往超出了马克思列宁议论的乃至经验的时空范围，因而要找到一种可以现成搬用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那些来自于书本的新的知识和方法能否有效地帮助共产党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样还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检验。结果，要想正确地了解已经变化了实际，并准确地制定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成了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分析模式，高度重视自己传统的成功经验，并时刻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的共产党来说，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

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一向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就重新开始面临着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的难题了。这是因为，随着民主革命逐步成为过去，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迅速到来，共产党人以往经过长期探索和种种挫折换来的指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到来，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些现成的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而事实上，同他们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理论知识，他们只能现学现用，甚至模仿苏联的那些现成经验。以致建国几年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再度提醒人们，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了。

然而，防止照搬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困难，而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曾经一再受到怀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训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能不经常强烈地意识到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的重大意义。多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还在新中国刚刚开始诞生的1949年，就明确告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完全适用，必须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正，这是原则性。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机械地搬运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添枝加叶，即要有灵活性，否则走不通。但是何谓原则，何谓灵活，哪些算是枝叶，哪些算是根本，这仍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延安整风中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事实上取消了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重新形成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敢于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所犯过的错误。但毛泽东一方面大胆地标新立异，一方面又最坚决地反对那些试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的企图，不过是使得在1949至1976年间长达27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乃至只言片语，成了新的理论教条而已。所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谓“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清楚不过地展示出共产党人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幕幕悲剧缘何而来。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囫囵吞枣，一方面经常深陷于某些理论观念的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方面又经常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们引向极端。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冲破莫斯科的教条奋斗了20年时间，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竟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自己置于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阴影之下。此正所谓：“行百里者而半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