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差百弊丛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呢？要在这里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过于困难。但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因为把自己熟悉的阶级斗争看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灵丹妙药，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条件及阶段的理论标新立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产生的一些原因。

比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列宁关于经济愈落后，它同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困难的观点，认为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从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经验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因为“人愈穷，才愈革命”，“越富，革命也越困难”。而生产力的问题，机械化的问题，在革命以后容易解决，重要的是人的改造，即人的革命性问题。事实证明，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革命十分困难，因为资本主义愈发展，生活愈好，那里的人们就愈不要革命了。因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不是不可以做一些修改的，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就应当加以修改。[25]

据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革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必须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不同意任何关于生产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适应或适合生产力，而不能人为地预先改造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首先赞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条件，就应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等到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再来进行变革与革命。在这里，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能动的反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过渡，是完全合理的。[26]

基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毛泽东突出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一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鼓励与思想改造，强调“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强调“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斯大林等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物质刺激、技术决定论、干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等等，主张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与斗争，把破私立公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他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适应与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矛盾与不平衡是永远的、绝对的，主张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通过“不断革命”来保持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通过大破大立来不断加速人心与社会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组织结构，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27]

要依靠革命来促进生产，依靠不变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来加速人心的改造，自然就要不断地为自己树立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观点也颇表怀疑，提出：“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显然，他并非完全不清楚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三个阶段指的是：第一，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第二，再从过渡时期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阶级已经消亡，但在分配上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个的“半国家”时期；第三，再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已经完全消亡，物质上极大满足，人的自由充分实现的共产主义时期。显然，毛泽东反对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而应当看成是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不必包括两个阶段，相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叫做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28]

显然，如此划分是适合于他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学说和坚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观点的。他明确认为：列宁关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不同意说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和说什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防御外部敌人的职能了。他断言：“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即使旧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也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无矛盾、无冲突，社会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这是不能想象的。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贯彻始终，而无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斗争都将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地存在下去。[29]

敢于标新立异，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修正，根本上只是服从于他的阶级斗争经验并适合于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的。事实上，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强化其阶级斗争观念，从根本上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的逻辑依据。但党内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体制，使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一意孤行。他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与他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某些观点进行任何一点符合实际的修改，甚至把那些敢于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只是表现出不相适应的党的领导人，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痛加贬斥。这种一面灵活，一面僵化；一面主张标新立异，一面却又把马列主义和自己的观点教条化的情况，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中苏两党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观点出现意见分歧以后，在毛泽东的身上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必须看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是有其思想渊源和政策基础的，并非一夕之功。远的不提，194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醒全党注意，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要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他特别告诫党的领导人：时刻不要忘记阶级立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进城以后，毛泽东更是时刻不忘阶级分析，密切注意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内，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娴熟地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展开革命。甚至加速农业合作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发行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也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开展革命，以便尽快消灭资产阶级。在国外，从反南斯拉夫、到坚决主张苏联武装平息匈牙利事件，以至为了英国共产党和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设想而与之发生意见分歧，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考虑资产阶级经济上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和苏联已有的实践，毛泽东一度不能不承认“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30]也一度同意过中共八大关于今后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并且接连在几年的时间里力图在他所不熟悉的经济领域里运用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实现“大跃进”。[31]大跃进失败的严酷事实并不能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与此相反，这反倒使毛泽东开始摆脱一切繁杂的政务，集中精力考虑阶级斗争的大问题。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就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心存疑虑了。只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能够弄清楚他是否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重要的修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后已经不再需要“革命”了，这对于一向宣称自己只是对一件事可以说有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干革命”的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宣布说，阶级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进而，他更宣布说，即使到了无阶级的社会，也还会有对抗性的矛盾，还要革命，君子动口也得动手，因为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32]这说明，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用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到底还是不能同意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说法，因为它毕竟妨碍毛泽东按照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随着反右斗争的进行，毛泽东再度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现实的根据。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未解决。不久之后，他推翻了中共八大决议中的说法，再度宣布阶级矛盾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一切又尽在经验之中了。

在公开的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公开对抗的可能之后，重新宣布阶级斗争为纲，寻找敌人和发现敌人的阴谋就成了一件极其复杂，甚至是需要丰富想象力的问题了。毛泽东早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学生闹事可能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我们那些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心存疑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33]

于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观点被动摇了，一方面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切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经济政策、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统统可以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逻辑渐渐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强盛，反居其次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提出的直率批评，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激起了毛泽东必欲加强阶级斗争的强烈意志。而中苏两党之间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更是使毛泽东越发感到保持自己特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重要性。

加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正统，反对一切试图从“右”的方面来修正马列主义观点的企图，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任何意见分歧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任何一点动摇，都有可能使人怀疑，毛泽东是否完全正确，从而动摇他的正统发言人的地位和资格。

思想、理论、观点一旦被同政治的权威性联系在一起，就不免被纳入到政治斗争的轨道，最终形成“一言堂”。何况是在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年代。因为向马列主义故乡的各国党挑战而感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性的强大压力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道政治分水岭，任何敢于怀疑毛泽东不正确，或与毛泽东所想所说不相一致（甚至只是因为毛泽东怀疑其不相一致）的党的领导人，从彭德怀、王稼祥、邓子恢，到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等，最终都只能被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言人乃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统统打倒之。

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公式化至如此地步，以至不仅要斗一万年，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仅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看等并解决政治问题，而且把一切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统统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来认识和处理之，甚至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以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坚决与否来衡量真假马列主义，而且以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和彻底与否作为评价整个社会和每个单位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唯一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毛泽东要为一切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大开绿灯，使当年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得以借尸还魂至登峰造极。

毛泽东何尝不喜欢“左”。在1957年准备开始进行反右运动时，他就曾经明白写道：那些有“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真正的教条主义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所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但党内“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4]

不难看出，正是自毛泽东开始，在主张革命、主张搞阶级斗争和主张改良、主张淡化阶级斗争的人们之间划了一条左与右的分界线，并把“左”倾定性为思想认识问题，抱之以明显的同情；而把“右”倾定性为阶级立场问题，抱之以极端的反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建国以来，宁“左”勿右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竟至泛滥成灾。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喜欢强调百分比，下面就大打“右派”、“反革命”，极力凑数字，唯恐不积极；毛泽东喜欢高指标，下面就是饿死人，也要弄虚作假，取悦于上。中国虽未重演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闹剧，大开杀戒，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各种运动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竟至以千万计。而由此造成的亿万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造成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等各方面的损失，那就不是用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