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突破樊篱

同样是一个毛泽东，何以建国前和建国后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建国前的毛泽东更多地关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不惜同那些自以为正统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建国后的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势变了，地位变了。

建国前，毛泽东只是一个在野党的领导人，他的面前有强大的敌人，他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找到适当的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真正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政策错误的恶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建国后，毛泽东成了一个国家的领袖，除了境外那些处心积虑却又无可奈何的敌对势力以外，他几乎没有了对手。他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他哪怕只是一个号召，就足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社会。因此，他显然感觉不到任何失败的威胁。即使是像1959－1960年那样饿死两千万人的惨剧，也不能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错误。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制度，一种可以千秋万代地保持共产党的政权不变颜色的制度，把自己开创的江山永远地巩固下去。为此，他不惜进行任何翻天覆地的革命尝试和政治运动；为此，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一贯正确的形象，努力保持马列主义正统的化身，坚持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划线，不仅中国必须照此办理，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打倒并推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自然不复存在了。

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曾一度提出过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在某些方面寻找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但这种尝试说到底，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以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为基础，以列宁1918－1919年的观点为根据的。[35]因此它丝毫也不妨碍他在50年代后半期迅速走上反对修正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道路，最终停止了这种实际上尚未正式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以反教条主义起家的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经验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极力使之教条化、公式化，把中国共产党刚刚培养起来的敢于思考、敢于标新立异的优良作风扫荡殆尽，使“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甚嚣尘上，使宁“左”勿右的思维方法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遗害无穷。

显而易见，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我为主，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敢于修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不是刻意地以中国革命来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和观点。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作为党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毛泽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不是以实践为标准，而是以理论为标准；不是力求理论适合于实际，实事求是，而是强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适合其理论观点上的要求，乃至作为其理论的试验场。从反右到反右倾，从到“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毛泽东关于“不断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实践中去，运动的规模越搞越大，以至全国大乱，无休无止，党和国家蒙受了无以弥补的巨大灾难。

历史教训了人们。中止于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70年末终于又开始了。以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决心全力扫除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走上了一条既有别于马克思、列宁，又有别于毛泽东的前所未有的独特道路。这些方针和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重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以此来证明其是否正确的观点，强调不论什么人，任何没有经过初中检验的理论观点都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的。毛泽东固然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但晚期的毛泽东却坚持把马克思、列宁和他自己的某些说法神圣化，不容任何反对或改变，从反对本本主义，到一切从本本出发。邓小平就此明确指出：世界天天在变化，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关起门来不动脑筋，就一定要落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新的客观实际相联系，不接受新事物，就一定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他断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让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大胆地试，错了就改，对了的就坚持。与此同时，在与各国党的关系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反毛泽东前此把一切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兄弟党统统斥责为修正主义的作法，明确承认：“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因为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事情很清楚，既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生搬硬套套俄国革命的模式，我们又能什么理由要求别的国家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模式或俄国革命的模式呢？中共中央的这一作法，充分反映出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

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坚持“拨乱反正”，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否定了毛泽东前此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来。很显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一大二公”为目标，这是毛泽东将近30年社会主义实践最为看重的一笔，而邓小平却对此给以明确的否定，说：《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坚决地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为此，必须重新提出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迅速发展生产力当作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横下一条心，“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说明他们决心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决心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而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以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化，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否。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打破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现存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迅速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必须大规模地吸引投资，迅速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并且还必须极大地改变马克思、和毛泽东等原有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诸如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和不了解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甚至把消费更多地看成是一种浪费等等），广泛开拓新的生产渠道和新的市场。这一切都需要打破毛泽东时代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积极引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运作方面的一切长处，即需要改革和开放。显然，无论是借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经营方法来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还是把社会主义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开放，这些都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原有的设想。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从实践的标准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相信：改革开放是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增加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不论其“大”与否、“公”与否，一律必须改变；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理论乃至消费方式，不论姓“社”、姓“资”，都应当引进。邓小平的观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现在还很穷，因此“现在虽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要快实现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只有改革开放，除此别无出路。这种方针，无疑是一种创造。[36]

四、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新一代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相一致的地方。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这仍然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和规定。毛泽东所说的党的领导，是以党代政、个人决断、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率一切的“一元化”，新一代中共中央则明确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集体领导、多党合作、经济先行的新体制；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纯粹共有、没有商品、货币，更无所谓市场，完全按劳分配，一切有计划发展的理想社会，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承认货币和商品的部分属性，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商品的存在，但斯大林概括的公有制（以国有化为基本标志）、计划经济（以排斥市场作为基本要求）、按劳分配（以平均主义的“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几十年来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社会主义的三大属性。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则从实践中认识到：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究竟何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

但至少，第一，公有与否，以及公有的比重多少，与社会主义没有本质的联系。公有制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公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所有。毕竟，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从没有把国家所有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过。并且，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只是社会所有或共同所有，即共产，而非公有。当然，所有制本身仅仅是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我们未必要拘泥于马克思的某种设想，但不顾实际条件，为公有而公有，更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究竟搞什么样的所有制，关键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不一定非要过渡到国有制，而以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者结合的股份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私有、外资同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并服务于社会主义。

第二，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归根到底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从而彻底否定了前此以主观计划取代市场机制、限制市场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为全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拓了道路。

第三，按劳分配不是“铁饭碗”、“大锅饭”，甚至不等于工资制，而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动者多得“食”，甚至少能力者少得“食”，少赢利者少得“食”，而能力多者、赢利多者，则多得“食”。即打破人们前此关于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绝对平等的传统观念，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

显而易见，新的中共中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有着十分独特的看法，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专政以及党的领导等等，都有着明显地区别于前人的理论说明。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说明尽管还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究竟我们今天的和未来应当建成的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么一种情形，但它毫无疑问已经大致勾勒了一个粗线条的图画，并打破了人们过去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这既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出发的，因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因而又是明显地具有中国特色的。

不难看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实践的标准、生产力的标准，十分明显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力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又明显地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实践，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进行的修正和创造。这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反复之后，终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创造性思维下，得以再度向前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