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历史性课题。它不能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并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仍旧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人们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众多政治理论问题仍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那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这种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应该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应该怎样具体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争论以至斗争。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一个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诸如4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适合于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它不受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因而不存在因国家和民族的区别而国家化、民族化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乃至创造新的观点的问题。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甚至迫使毛泽东将他创造的这一概念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37]，力图以此来限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思维，阻止其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将信将疑的人，诸如过去和今天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相信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愿意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来，原则上也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但是，他们同样怀疑是否有必要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他们本质上其实同当年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样，更多地关心的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否适合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某些理论观点，反对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实践的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进行某些必要的修正，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说到底，他们同样也是反对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本面前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然而，自有马克思主义以来，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已经清楚地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想具有政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发展进程和革命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是完全相同的。不论马克思怎样断言“工人没有祖国”，不论列宁怎样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怎样反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无论胜利的还是没有胜利的宣布代表各国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人，事实上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离开他们自己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考虑问题。同样，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当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的具体解释千差万别。相反，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模式化，那种试图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统一在一种格式下，反对民族化的努力，如当年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九国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之类，结果证明都是失败的和毫无意义的。只要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将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就永远不存在一个对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适用的理论模式。邓小平说得好：“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明确对过去一度用一种模式去批评别的党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先后同那些受到过自己批判的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乃至社会党，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关系，尊重各国党和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去寻找道路和解决问题。[38]

与此同时，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事实上，不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和条件有极大的不同，因而影响到他们对许多具体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自己的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致影响到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归纳和领会他们的思想的进修，经常出现关于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对立和争论，甚至出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打语录仗”的情况。事情很清楚，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如果人类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到马克思就可以终止不变了，那又何尝会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主义走到了人类认识的顶峰，那又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我们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只允许一种解释、一种声音存在，这不仅是对人的思维权利和人类思想进步的阻窒，而且只能是使共产党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来，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甚至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当年的认识，要么共产党人否认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要么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创造出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二者必居其一。生搬硬套老祖宗是肯定行不通的。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必然的也只能存在于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中、存在于他们的标新立异中，存在于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他们对社会主义内容和本质的新的说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根据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灵活的应付之策，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由之路。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就要失败，建设就要受挫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胜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今天的巨大成就。

在这里，需要再三说明的是，第一，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应用于实际，从某些理论原则出发，努力使实际服从于理论的需要，绝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晚年也谈论理论联系实际，但他更多地只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出发，坚持要把中国的实际乃至各国的党统统纳入到他的理论轨道中去，并坚持以此来评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结果一步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二，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为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从所谓“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也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的。实际要靠人来认识，离开正确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客观实际仍旧难免被主观歪曲。晚年毛泽东也看重实际，主张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但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人的精神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夸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作用，从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估计上发生严重偏差，错误地了估计实敢际，结果是错误地选择了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仅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不敢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出发，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求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的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如果不敢向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大胆地否定前人的某些观点，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如果不敢大胆地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修正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学说，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又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同时更要坚持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敢于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为此，共产党必须吸取毛泽东高度集权、大搞“一言堂”的沉痛教训，大踏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便创造一个民主、宽松与团结进取的政治氛围，使思想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进一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客观实际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而集思广益。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并且必须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在苏联等国家共产党政权相继解体，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的国际大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努力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前途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