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１９４５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１８８２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象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2]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２０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3]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4]。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１９２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5]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6]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7]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非俄国的一九一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