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全面揭开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其间历经将近6年时间。在这将近6年时间里，日本步步入侵，中国节节退让，领土主权横遭蹂躏，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救亡御侮的政治热忱。但是，面对强敌入侵和内乱不已的复杂局面，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处于国共之间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如何救亡御侮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主张。本文即试图扼要分析和说明这种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历史过程。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不宣而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沈阳、长春和吉林。之后，日军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迅速扩大占领区域，夺取了辽宁、吉林两省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并开始进一步策划占领全部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日本军队的入侵，南京政府最初的态度很明确，即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外交上力求国际干预。这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就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故次日国民政府的告国民书干脆公开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2）。很显然，南京政府这时对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顾虑重重，力图使冲突局部化，一心指望利用列强相互间的矛盾来约束日本的侵略行动。

　　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列强各国的野蛮侵略，但是，不数日而沦亡数省，仍属前所未有，骇人听闻。基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面对日本军队的步步推进，要求亿万爱国的中国人“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对于相当一批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要求御侮救亡的情绪更是无法抑制。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他们就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发起和组织各种反日团体，一方面打电报，发宣言，甚至断手指，写血书来表明他们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坚强决心。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全家，更公开宣布绝食，以此来表示他们对于当局不抵抗主义的不满。与此同时，学生请愿风潮也迅速从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不仅出现了各地十万学生卧轨拦车上就请愿的动人场面，而且还先后发生了请愿学生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的激烈举动。从这时部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体所散发的宣传品上可以看出，他们中许多人对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和单纯依赖国际联盟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极端反感的。他们断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公开“命令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3）他们并且威胁南京政府说，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主张，他们就要要求“（一）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税，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4）。更激进一些的则干脆主张：“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决议，我们就要联合起来打倒他！”（5）

　　这时的中国有没有力量来从日本军队的手里收回东北失地呢？对于这一点，确实有人是颇为乐观的。他们公开宣称，日本无论外交、财政还是物资都处于弱势，就是军事上也只能动员到200万人，“我们实足从容应付，不甚为难”（6）。还有的人干脆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扬言不必作战，只要对日本经济绝交“继续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崩溃下来（7）。然而，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从一开始就同激进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在这时知识分子中观点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公开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不能对日宣战，一旦开战心将“一塌糊涂”的观点错误的。他们相信：“日本现在是吞并不了中国的”，它充其量只能“蚕食中国”，如果中国不顾一切对日宣战，结果必将“促成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崩溃”，因为日本并没有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8）。因此，王造时等人公开认为，今天对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是为屈服，是为卖国；一是拒绝日本的条件，那么，非准备战斗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因而主张：”对外准备誓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但是，对日宣战能不能真正达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的呢？对此，王造时其实并不抱以幻想。他公开承认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中国“完全失败”，“大受牺牲”，而他的观点只是在于必须阻止日本蚕食中国，并且借此激发国民爱国热忱，化除党见，造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使列强共同起来干涉日本的行动”。因为在他看来，把此事诉诸国联并非不妥，问题是如果不使这件事情国际化，就不可能引起国际干涉，因为事情很清楚，东北地区本来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只有把战争扩大，使之威胁到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基本利益，才真正有可能造成列强各国对日本行动的干涉（9）。

　　但是，战争既然要使中国“大受牺牲”，甚至“完全失败”，它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步各个方面，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呢？这显然是人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重要关键。主张对日宣战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坚持作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应该“借对外的机会来解决内政的问题”（10）。辛亥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党同伐异，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几乎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而国民党自1927年建立南京政权之后，许多人曾一度对之抱以希望，但结果国民党不仅一党专政，更加容不得民主自由，而且党内更是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至兵连祸结愈演愈烈。如今大敌当前，终于为一般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放弃内争，改革内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相信：“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地对日宣战！”（11）这是因为，要对日作战，就“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而要“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就必须“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12）。

　　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迅速实现全国统一，这在九一八之后已经成为广大知识界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是否应当立即公开对日宣战看起来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有王造时、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中，人们的全部要求被概括为如下三条：（一）对日必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万不可稍有让步；（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之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之一切自由（13）。在这里，主张统一并取消“党治”的要求跃然纸上，而宣战要求却被外交解决的倾向取代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14）天津《大公报》的社评清楚地反映了这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能战固然好，但以现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混乱虚弱局面，岂是对日宣战所能骤然改变的？且主战者也明白承认，战端一开，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结果（15），如此国家统一和建设又岂能有所成就？国家不统一不建设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又如何能够以武力收复失地？于是乎，所谓“我方既无武力夺回之成算，结果仍必归之外交解决”（16）之说，颇得一部分知识界名流的赞同。一时间，他们或者致电美国政府，或者致电国联，要求主持正义（17）。甚而至之，鉴于日本方面于10月间公开发表了解决“满洲事变”的五项条件，著名教授胡适甚至直接致函国民党领导人，主张不失时机地对日直接交涉，力求与之达成妥协（18）。

　　日本此时向中国及国联提出的解决“满洲事变”的条件是：“（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存；（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之业务与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19）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变相承认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给予日本在满洲以特殊权益的解决办法，人们的反映普遍是断然拒绝。不仅一度支持以直接交涉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大公报》，主张“不撤兵何能商条件”？（20）就是国民党在国联的代表也断不敢变相承认“二十一条”为合法。但胡适却认为，与其让日本占领东北，不如承认1915年中日条约，如果这样可以恢复东北三省的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执这条约的否认”（21）。显然，在胡适等人看来，这是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然而，10月下旬，黑龙江马占山部已经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国内求战之声顿时一浪高似一浪，就连南京政府为阻止日军推进而向国联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也因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胡适的建议自然不被理睬。相反，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竟也鼓足勇气通过了一个“请蒋主席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案”，并公开宣言“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22）。国民党甚至还宣布，要尽快召集国难会议，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23）。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准备立即实行武装抵抗和开放政权了呢？其实不然。就在国民党宣布要迅速“收复失地”后不几天，蒋介石就公开发表谈话表明了南京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想法。他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24）

　　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