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团，……行使统治权时，……而惟内讧，……惟务挥霍，……粉饰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党，而党内派别纷歧，门户鼎立，……竞夺公私各权，此其自侮三；党外人民，则回复民国以前专制时代不谈政治之状态，对于国家大政，或箝口结舌，或动为腹诽，……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以树立百年根本大计。”其目前最低限度，亦应“从速禁止各给党部迫压民众，干涉行政，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同时“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26）。毫无疑问，这时无论主战的王造时、罗隆基，还是主和的胡适等人，人们中大多数都相信必须开放党禁，组织一个无党派的“国防政府”来集中全国人才和领导国家（27）。就是思想明显左倾的知识分子，这时也相信应当首先建立“民主政府”或“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便发动民众，使之自动的武装起来，好担任对日宣战的责任（28）。由此可见，人们这时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安内与统一，但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统一之道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因此，围绕着国家如何统一的问题，他们之间不能不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分歧。　　　　　　　　　　　　　　　　　　

　　　　　　　　　　　　　　　　　（二）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之后不几天，辽西重镇锦州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们由此对于依靠国民党政府实现御侮救亡更加感到怀疑，而对于取消党治更有切肤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抗命应战于前，国家中枢改弦易辙以东电响应于后”，于是人们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为归依矣”，从而欢呼“是诚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来最可欣慰之事”（29）。一时间，人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大声疾呼：“自此以往，已无复枝节之讨论，及政策之选择，我全国国民之前，只有一条死里求生之路，所有阶级利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受蹂躏，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此诚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也”（30）。然而，一个月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我国军队不以战败而退，突以后援不继而退，驯至前功尽弃”，于是又痛心不已，并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无以洗刷其无志御侮之嫌疑”（31）。

　　上海抗战的失利，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从而加剧了他们对于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强烈渴望。北平、上海两地被邀参加国难会议的社会名流学者纷纷聚会，讨论改革内政的办法。人们几乎一致主张：（一）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二）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2）。而结束党治之办法有五：“曰励行政权治权在民之原则也；曰国民党决议案对国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国库或公款支付党费也；曰出版及政治结社之自由也；曰废弃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也。”而根本解决，则非实行宪政不可（33）。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大谈民主自由与开放党禁问题，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不能不含糊其辞地表示愿意实行宪政。但实际上，南京政府却明确反对在国难会议上讨论任何政治问题，以至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宣布限定讨论范围仅为御侮、救灾和绥靖三事后，大批知识界代表拒绝出席。到4月7日开会时，到会人数竟只有原定人数的三分之一（34）。

　　南京政府必欲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态度在1932年4－5两个月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当国难会议开过之后，尽管会上并没有人公然要求开放政权或取消党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结束训政和开放言论自由的主张，国民党人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代表痛加斥责。而当4月下旬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主张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后，汪精卫等则赤裸裸地公开表示：“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断断没有中华民国”，“党亡而国亦随之”（35）。这样一来，由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借机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自然倍受打击。很快，人们的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一向态度温和的马季廉公开主张：“现在我们人民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到了相当时期，如果政府再不能尽他的职责，我们便只好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36）而王造时、张君劢、张东荪等也明白断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了。而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王造时甚至扬言：我虽然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来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37）

　　当然，革命毕竟不是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不满归不满，大敌当前，他们到底还是不愿国内出现混乱。胡适的想法很明确，现在固然应当“督促政府早日实现宪政”，以便实现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但在目前情况下，多半还只能“忠告现在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至少先在党内建立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制度”（38）。这也就是说，这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日趋严重的外患与此起彼伏的内战，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到底还在其次。因此，考虑到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丁文江等人明确主张不宜操之过急。他表示：“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它”，这是因为，“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39）。丁文江等人的这种看法，当然也是包括胡适在内的相当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看法。既然人们这时普遍把国家统一看成御侮救亡的首要前提，因此事实上他们是难以对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反抗态度的。

　　5月下旬以后，喧嚣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被废止内战运动取代了。这个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为制裁内战手段的运动，很快得到了知识界的赞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对于热心于民主宪政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废止内战和实行民主宪政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只有建立起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以法律的解决来根本取代武力的解决，才有可能真正废止内战，否则，“与虎谋皮，求之无益”（40）。但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本上拒绝考虑取消一党专政制度的条件下，废止内战运动毕竟只能是一种和平统一运动，而统一的前提又只能是承认现存的制度和统治。

　　然而，中国大多数热心于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对于统一的理解毕竟不可能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取得共识，甚至于也很难与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想法归于一致。在对于共产党的问题上，这种区别可能说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一种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由于后一种向来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论之，因此，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竟不得不明确规定“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但是，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内战的范围之外，这在相当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自己的党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们提出开放党禁，团结御侮的问题之际，他们就明确反对把共产党目之为匪，断言共产党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之政党，不仅“不能目之为匪”，而且绝不是“剿所可灭”的（41）。他们宣称，覆巢之下无完卵，不仅“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工作，一致对外“（42），就是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作政治竞争，否则，“一致对外，徒成虚话”（43）。至废战运动兴起，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而胡适甚至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切实去改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44）。显而易见，人们这时对于南京政府的剿共内战深为不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由于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说得好：“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45）。

　　当然，由于此时共产党人采取的也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尖锐对立的作法，因此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对此亦深感不安与迷惑。他们声称，共产党高唱世界革命，劳工无国界，如何向其“唤起民族意识，停止赤化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的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纵然国民党可以允许他们存在，他们都不一定允许国民党存在，一定要组织苏维埃政府”，这如何能“打破历史恩仇”，“力求团结一致”？（46）但是，还是有相当一批中间派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领导人也会了解国家目前的危难局面，“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47）。因此，他们甚至提议派代表前往“赤区”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洽，以便商量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不论国共两党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谅解，至少应该实现一种暂时的妥协。丁文江说：目前情况下的任何剿共战争，都不会有结果，相反，只会使国家实力受到更大的削弱。为此，他要求国民党不仅能够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而且应该允许共产党在不向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据，“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即所谓“两害取轻”（48）。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提出：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将领的合作；第三则“要立即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间彼此互不相攻击（49）。

　　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国共两党的妥协，要求停止剿共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一种不小的声势。鉴于剿共战争“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使不能北来守土”（50），因此人们也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的极大危害，以至废止内战大同盟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51）。而一些报纸记者固然不敢公开主张“容共”，但仍旧拐弯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开放党禁”，以便使共产党能够在“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条件下得以存在。他们的理由也很明白，即“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在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应“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52），因为“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知识分子也”，只要有人沟通意见，未必不可以“开辟交涉之路”（53）。但是，到1933年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已经初步得手，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业已开始制定，蒋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见。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明确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54）。蒋介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坚持剿共战争的决心，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剿共内战的努力，迅速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