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2年，胡适曾经概括“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55）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设定“统一”的必要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疏忽吗？不，当然不是。应当看到，随着“九一八”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人们几乎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相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实现中国的统一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首务之急。在统一的前提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宪政，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但是，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他们明确认为，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没有统一，争战不已，就无法进行应有的建设，因此就不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题上不时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着矛盾，但是，他们却多半不愿意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以致破坏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的南京政府的统治。于是，渴望统一与维护统一的意愿，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随着南京政府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竟渐渐与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的愿望扭曲地联结起来了。冯玉祥、方振武等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所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于公然与南京政府的命令相对立，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十九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取消党治”为号召而发动的事变，也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他们的观点是：“这个政府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无论什么口号，只要适足引起内战，都是罪恶。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56）而由此出发，少数知识分子竟然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乃至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面去了。据他们说，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免的阶段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非如此，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57）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不要“别的”，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要救亡只能先承认既成的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作“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观点很明确：既然中国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可能，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现有的国土，并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择手段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积极鼓励和支持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力图以此来换取日本在事实上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至少也可以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因此，当南京政府尚不敢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是他们率先提出对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土与行政主权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直接交涉之说颇得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当1932年7月10日汪精卫召集国内著名学者50余人商讨外交方针时，竟有多数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不背国联之前提下，进行直接交涉”（58）。无奈日本丝毫没有与中国交涉东北问题之心，不仅如此，日本反而进一步把魔爪伸向热河，并且很快扶植起傀儡的伪“满洲国”，这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绝望。丁文江开始积极主张守卫热河，以“保全我们未失的土地（59）。胡适也意识到“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60）。但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国人普遍指责报告书“维护日本利益”并变相“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之际，他们却又充满了希望，以至断然宣布报告代表了“世界公论”，因为他们认为报告主张东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满洲国”，“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虑（61）。谁料想日本不仅根本不理睬国联的什么报告，而且干脆不久就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

　　对于日本的野心，胡适等人当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于他们预见到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可能，因此才更加促使他们积极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62）。他们固然也主张守卫热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能够守得住热河。他们的想法只是“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不能拱手送于他”（63）。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以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还是以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状况，中国都绝对没有打败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断言：“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64）。至热河失守以后，他们的看法明显地更加悲观了。他们声称，热河失陷以后，不仅中国从此很难促使世界对日本进行制裁，而且再没有和日本直接交涉东北问题的可能了。中国多半只能“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准备作1914年的比利时（65）或作1871年的法国（66），准备等候四年或四十八年再来收回失地（67）。毫无疑问，为了保全尚未丧失的领土，他们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对日妥协。因此，甚至当一些人在报上坚定地主张中国人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胡适竟然怒气冲冲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说是“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68）。1933年5月29日，当胡适得知南京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战协定之际，他立即举双手赞成，并公开主张：“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相反，那种“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的主张，只能使中国更加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69）。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产生了，由于协定被形容成仅仅是一种纯军事性质的东西，因此在国内各报刊上没有引起如同过去一样激烈的反应。但十分明显，人们之间的观点仍然相差甚远、由胡适、蒋廷黻等主持的《独立评论》等得知协定签定后，竟不由得如释负重一般，大谈特谈“什么‘长期抵抗’，现在总算不谈了”，“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他们甚至批评南京政府妥协得太晚了，断言早在辽宁就该妥协，至少也应该在锦州、在长城一线就妥协。他们并且指责国内反对妥协的人对东北四省的丧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能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究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而如果早日妥协，或许东北还不至于亡（70）。当天津《益世报》的记者对此深表怀疑，批评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四十年前李鸿章的老调重谈之后，蒋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李鸿章的大失败－－甲午战争－－正由于他的不妥协”（71）。

　　妥协真的能够使中国保全未失的土地并使中国嬴得充实国力的足够时间吗？王造时对此自然是斥之以鼻，他的看法正与胡适等人相反：“中国愈不抵抗，日本愈要进攻”（72）。然而，随着一段时间中日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国内各界包括知识界在内，御侮救亡的紧迫感明显地减弱了。甚至国内有人开始跟着日本人大谈起什么“中日亲善”的问题来了。一些报纸刊物也明显地开始对日本国内“文人”与“武人”之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发生兴趣，甚至试图通过所谓“王道”的说教来启发日本“文人”的觉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只可惜，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日本统治阶层必欲独霸中国的野心。中日关系仅仅平静了不到一年，日本方面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先是逼迫南京政府同意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造成客观上承认后者为交涉对象的事实，进而更公然于1934年4月17日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不许英美各国染指中国的声明书，公开表明了决心独霸中国的狂妄意图（73）。这一声明不仅再度激起了中国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而且明显地使一心指望日本能够承认中国现存领土和主权的胡适等人感到心灰意冷。胡适不得不重新提出中国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的警告，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比利时，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承认，在日本这样一种决心之下，中国恐怕连比利时也做不成了（74）。

（四）

　　在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救亡运动明显地处于低潮之中。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关系此时的复杂状况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为谋求日本谅解日渐开始采取压制抗日救亡活动和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情况不无关系。当一向坚持反日立场的《申报》主笔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精神。而1934年由共产党发起的由众多名流学者署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竟也未能在国内引起应有的反响。相反，当南京政府于1935年公开提倡“中日亲善”之后，特别是进一步发布“睦邻邦交令”之后，一切反日言论行为及其组织都受到严厉禁止，各报刊干脆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谈论御侮救亡问题了。然而，对侵略者如此卑躬曲膝，对要求救亡的中国人如此蛮横无理，这就是那些力主对日妥协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难以容忍的。由胡适等人主持的《独立评论》也按捺不住地发出了反抗之声。他们公开发出质问：“在九一八以后，在一二八以后，在长城抗战以后，在天羽声明以后，……大讲亲善，高谈提携，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测高深，恐怕就是诸葛亮也不敢认为是神策妙算罢？”（75）进而，他们明确指责南京政府“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空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辑，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政治人格“何等丑恶！”（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