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5月以后，日本军队开始接连在华北制造事端，进而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令人发指的“何梅、秦土协定”，其丧权辱国可谓登峰造极。尽管人们这时对于协定的内容难于真正了解，但从一系列现象当中，人们还是迅速意识到了事态之无比严重。10月以后，日本方面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并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个华北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公然逼迫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在经过一段幻梦般的平静之后，中国人再一次吃惊地注意到华北数省又在步东北的后尘了。一时间，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舆论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又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要求“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并主张“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77）。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又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了。

　华北事件的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甚器尘上的妥协主张开始有受到严厉抨击。邹韬奋在他主持的《大众生活》上根据两年来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了胡适的妥协见解之错误（78），毕云程、吴世昌等人也纷纷撰文或写信批评胡适的思想观念（79）。而胡适这时固然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挡日本军队的进攻，但他毕竟也已经多少开始承认自己对“塘沽协定”意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了，并开始懂得：“屈辱是无止境的，求全是不可能的”，故而公开主张“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80）。

　　2月9日，当日本人鼓动少数卖国份子在北平游行要求自治六天之后，北平的青年学生终于忍无可忍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由此爆发了，北平的学生们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冲上街头，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呼声，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救亡热潮。“一二九”运动显然迅速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0月公开发表了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得到了强有力的后援，而有共产党秘密领导和参加的“一二九”运动，则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迅速结合了起来。

　自“九一八”以后，南京政府要统一，中间派知识分子希望统一，但统一问题终究没能真正得到解决。以至到1936年，统一问题重新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共产党人参加到中国的统一运动中来，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中国的统一运动明显地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对于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一向与共产党来往密切并自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热烈欢迎，鲁迅公开宣称：“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81）。而一向属于中间派知识分子左翼的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如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在共产党人的秘密帮助下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象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以及此后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不仅迅速统一了各大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成功地使之纳入了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轨道。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宣言明确提议：“一、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救国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救国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82）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83）

　　对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主张，自然也有不少人最初是颇有疑惑的。张东荪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欢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的，他并且宣称对于中共所提议的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主张“无条件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与接受”，但对共产党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苏埃维的宣传与政策，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代表共同讨论决定大政方针时，承认其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则颇表怀疑（84）。对此，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曾专门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文章给予答复，表示中共完全赞成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以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并宣称：“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85）。张、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负责刊载这两篇文章的《自由评论》一时竟接连收到了数十篇要求参加讨论的来信和文章，其中固然有些对共产党的意图极端怀疑的，但相当一些作者对共产党的转变政策是表示由衷欢迎的，而绝大多数人显然都欢迎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他们认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虽然“不过仅仅开始”，然而各党派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并讨论救亡的意见，这毕竟构成了“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先决条件”（86）。

　　随着1936年南京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全国各主要省区的统治，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已经基本奠定，至1937年初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国民党内各派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各个党派也已经开始承认其权威。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各民主势力特别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共产党建立全国范围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全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南京政府虽然一度试图压迫，甚至不惜公然逮捕救国会领袖入狱，结果仍旧不能不顺应潮流最终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中国统一局面步步走向成功，而且国内要求抗日，反对妥协的呼声自然也不能不日趋高涨。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形成。

　　但是，整个救亡运动和救亡舆论的左倾，并没有根本改变少数中间派知识分子前此的悲观看法。胡适等人依旧“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依旧不相信中国有与日本作战的能力。在整个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当华北事变特别是中日关系又再度在表面上处于平静状态之后，胡适等人的妥协梦想竟重新死灰复燃。以至他们不厌其烦地公开发表各种文章和告日本国民书等，主张在“日本在长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条件下，“将冀、察两省真个做成个非战区域”（87）。而《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也明显地对此寄予同情。甚至，就在日本军队已经断然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战已经开始的1937年8月，胡适等人仍旧“不止一次”地做过“和平的大努力”。可是，胡适等人最终还是失败了。1937年9月8日，胡适明确宣告他的态度“全变了”，“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88）。自此，那些寄希望于日本侵略者停止侵略，给中国一线复兴机会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完全断绝了妥协的幻想，全国的知识界终于团结一心，开始投身于抗日战争了。

　　从整个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将近六年时间里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变化的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九一八”之后，由于中国当时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在广大中间派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如何御侮救亡，曾经是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的。这种认识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一是抗日，一是统一。应当看到，人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要不要抗日，更不在于要不要统一，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如何抗日，与如何统一。事实表明，不论人们最初在抗日与统一的问题上存在多少分歧，在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压迫与进攻面前，他们终归要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下，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共同走向历史的未来。

（1）（2）1931年9月23－24日《中央日报》。

（3）（5）1931年12月5日《南京晚报》。

（4）见《韬奋文集》（1），第50页。

（6）《浙江省国民党省党部编：《对日作战必胜论》，1931年11月。

（7）李石岑讲：《如何抗日》，《抗日旬刊》第2期，1931年10月。

（8）（11）《抗日旬刊献辞》，《抗日旬刊》第1期，1931年9月。

（9）（12）王造时：《中国存亡在此两举》，同上。

（13）1931年10月27日《申报》。

（14）1931年10月7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