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了解，中共多数领导人没有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和政策上的调整，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本质的看法。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是把那些在政治上既不同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乃至于把那些接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级等同看待，甚至或多或少地视之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一旦相信私人商业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他们也就不免会相信整个资产阶级都是本性如此。具体到那些被认定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党派或政治人物，他们自然也就很难会真正予以信任。不仅如此，由于把太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各类人等统统视同资产阶级，也就不免会对城市中，也包括联合政府中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相当的担忧，生恐会被这些人从内部攻破革命的堡垒。对此，毛泽东其实早就得出过结论。他相信，中国的中间派及其代表人物，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多半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亲美、崇美的本质，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42]
这些人究竟有多少呢？郭沫若建国后不久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谈到过他所了解的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情况。郭沫若讲：光是在北京，就“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43]显而易见，上海的情况理当比北京更严重的多。其他大城市里的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正是这种情况让中共领导人在强调统战策略的同时，又不能不有所担心。毛泽东明确讲：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这些中间势力了。麻烦的是，“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争取和改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思想，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44]换言之，如果不能争取和成功地改造他们，新中国就还有可能被美国人从内部攻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防止美国人用“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破坏新政权，主张在对美英外交上要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原因也都是在此。
很显然，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尝试着对这些“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引导、政治熏陶，乃至于思想改造。但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不把这些“中间派”视同于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相信凡是资本家都“唯利是图”，因此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改变对这些“中间派”的本性的看法。眼见建国后一些投机资本继续囤积居奇，巧取豪夺，许多商人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在中共中央内部很快就开始用过去谈论商业资本家的那种口吻来谈论整个资产阶级了。专门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谈到过他与这些资本家打交道后的感想。只是，他显然认为那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说：资产阶级“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45]周恩来此后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而且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和斩钉截铁。他断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包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本质。”[46]
（三）
1950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渐趋好转的同时，发生了朝鲜战争和中国被迫出兵的重大事件。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战争和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从而刺激着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也都相应地迅速扩大起来。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使原本在进城后就已经普遍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突显了出来。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揭露出河北省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受贿数以百万元的严重事件。进而调查发现，仅河北省1950年最后3个月处理的贪污腐化者有107人，而1951年1月份一个月处理的贪污者就达到102人。华北全区1950年一年处理了这类分子303人，而1951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分子531人。[47]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从1949年春至1951年秋，已发现的贪污分子就有650人，贪污总额约15亿元。[48] “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49]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在全国各有职工30余万人，根据已经发现的情况，估计贪污人数都在全体职工总人数的30－50％。其中中央贸易部“严重的贪污行为（贪污人民币三千万元以上）可能占到总人数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中央财政部“五千人的贪污案件中，贪污公款约五十三亿元，平均每人一百零六万元”。[50]甚至就连在部队里，贪污的风气也已极其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强）。此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中，计贪污者三百八十人，腐化者七百四十三人，盗卖公物者三百零一人，拐款潜逃者八十八人。在这些贪污分子中，有科、团级干部八人，排、连、营干部五百七十二人，班以下及旧职人员九百三十二人，有党员五百七十九人，团员四十八人。排以上干部及党、团员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51]不难想见，共产党干部贪污腐化及其受贿案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了遏止这一现象继续发展，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完成，就马上从1951年冬天起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在他看来：“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存在我内部的堡垒，不肃清要遗害将来。”[52]由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53]因此，随着各地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贪污浪费现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情况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马上就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54]鉴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京后因腐化而惨遭失败的教训，他们并且得出了“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结论。[55]鉴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现象，乃至于偷工减料以谋取暴利，和通过行贿官商勾结以盗取经济情报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本来是一场反对党自身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转瞬间就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去了。[56]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务必“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57]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58]可以想见，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迅速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是要把它当成一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59]
至此，中共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周恩来公开宣布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除了对资本家中间种种违法现象要施以打击以外，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对过去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说法加以修正，强调：“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60]
既然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公安部长罗瑞卿特别介绍过当时党内高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他说：发起三反运动时，我们“对资产阶猖狂进攻这一点，开始还忍着，以后总理、薄一波同志就公开骂，讲资产阶级怎样坏，怎样猖狂进攻，忘恩负义。如果不反，就要成为资产阶级，要求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反，将来就要流血。现在也流血（如宋德贵），但是少数。讲资产阶级各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都没有这样丰富。资本家女儿、小老婆专门出来勾引，有些干部受贿不多，但国家损失很大”。故毛泽东提出，我们有12条整资产阶级的办法，包括抗美援、镇反、整党、国营工业、银行网、合作社、互助组、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些效果，但“三反运动最厉害”，因此这次一定要搞彻底，否则共产党一定要垮台。[61]
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的全新口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编辑《学习》杂志的于光远等人，马上接连组织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重点文章。1952年第1 期是于光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许立群（杨耳）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2 期是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季云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3 期是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这些文章固然并没有否定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但它们的激烈批判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与排斥的心理。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固然是团结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合法的，但是，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内四个阶级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削弱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对国民生计有利的限度内容许其一定的发展，决不允许其自由泛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在各级代表机构和政府组织中担任一定工作，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组织内占有主要的地位。[62]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注定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依据薄一波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即“腐化堕落的思想”，绝不能允许其自由传播和周恩来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判和改造的说法，他们并且强调：今天除了对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斗争、经济上限制以外，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因此，他们对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的看法，明确提出批评。断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两面性，在过去恰恰反映了其思想的反动性，而今则不过是“以其积极的一面掩饰其反动的一面，以合法帽子遮盖其非法手段，以糖衣裹着炮弹”。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而且要无止境地发财”；“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即使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真的还有些积极性的话，那也“不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主要还是从‘追求利润又利润’出发的。”总之，如果任由资产阶级发挥其积极性，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