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1月起，连篇累犊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主党派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普遍紧张。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一连三个月均没有提出异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要求干部普遍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指示稿，[64]形式上旨在杜绝资产阶级对党、政、军各部门的渗透，实际上已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划为另类。这一政策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排斥心理。包括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把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排挤出去了。[65]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毛泽东这时在内部的各种指示，其实可以发现，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他这时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戒备和愤激之词，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在反复强调三反斗争的严重性以及防范资产阶级的必要时，也还一直在强调要注意统一战线，要照顾民主人士。1月底，毛泽东提出的对资本家的惩治范围，也还是高度重视争取大多数的。他提出：我们只是“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因为，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打垮资本家，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66]

毛泽东这时顾虑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很清楚，以目前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到1952年2月，各地就已经发现三反、五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了。天津市委14日即报告称：“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效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67]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和缓的策略，主张各地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为此，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城市，要暂缓进行。凡已经开始了五反运动的地区，要迅速对95％的资本家实施“只退不罚”的政策，即偷税者补税一年即可，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即免予罚款，以便让绝大多数资本家虽然受到一些触动，但不会丧失信心，从而推动他们尽快恢复经济生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99％的资本家都不要捉，就是对完全违法的占总数1％的资本家，也只做到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刑，关几天即许其取保释放。因为捉他们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刑，对资本家判多了是不利的。个别人罪大恶极，必须判刑，也不宜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多。至于必须判处死刑和没收财产的，除要报中央批准外，也不要杀得太早，否则不利。[68]总之一句话，不仅不能让大多数资产阶级因为运动而感到恐惧和绝望，还要使他们对党和政府，包括对维持和发展生产有相当的信心。

注意到这种情况，不难想象《学习》杂志这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未必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如果说头两期《学习》杂志的文章还多少注意肯定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的话，那么，第三期艾奇思《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与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两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就连一直在紧跟中共中央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思想上也乱了阵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报告称：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即“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的观点之后，已经引起了某种“混乱”。如代表工商资本家的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就要求会员们要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69]

3月5日，民主人士、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在民建会发言，主张民建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企图，转而确立工人阶级和中共的领导权，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这自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看到发言纪录后，他批示道：“完全错误，一塌糊涂。”[70]毛随后找了工商界头面人物、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私下里向他重申了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既定政策。毛泽东突出说明了共产党的目所在。他说：“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私人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只要做到这两条，共产党对私人资本家依旧是坚持“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的。[71]

27日，毛泽东读了《学习》杂志第三期的文章后，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时，明确地对以《学习》杂志为代表的党内排斥资产阶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72]

由于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毛泽东的秘书，同时也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陈伯达，自然也就负起了在中宣部转达和纠偏的责任。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意见，中央宣传部马上召开了专门会议，起草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前此种种“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的宣传，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是“左”倾情绪的反映。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73]

1952年4月，《学习》杂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文章曾于3月24日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被毛泽东肯定“观点是基本正确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有些缺点”[74]后，事实上成为反映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观点的一篇公开的宣言。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评价并没有丝毫改变。[75]

冯定的文章是如何谈论资产阶级的呢？冯文开篇即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即：“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单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如果说它还有过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因此，“不管为了追求不知厌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它毕竟曾经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可惜，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的作用，仅仅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相比较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因而还演奏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的“尾声”。但是，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在革命过程中的软弱、动摇与叛变也一样接连不断。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它也同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因为，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正是“由于本性恶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又复为非作歹”，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冯文与《学习》杂志此前文章的最大区别之处，其实就在于文章最后依照毛泽东的观点，突出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具有两面性；强调对资产阶级中间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要做具体区分；强调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76]

　　　　　　　　　　　　　　　　（四）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资产阶级留有余地，并不能改变“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77]陈毅虽以市长名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像元丰毛纺厂工人继续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78]

 资本家违法经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甚至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等，确属司空见惯。但是，这固然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职业秉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缺少健全法制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良有关。再加上抗战以来，经济始终不景气，内战乃至新旧政权交替造成更多的混乱，更是使许多工厂，特别是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产生种种偷机心理，常常铤而走险。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资本家都是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第二，用“三反”、“五反”运动来解决问题，把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使其变成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固然能够极大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却也根本恶化了劳资关系乃至于资本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使许多资本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信心。[79]在这中间，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80]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81]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偷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了。[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