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83]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等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85]

“三反”、“五反”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的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这种情况反而让中共中央颇感被动了。设法笼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资本家的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此，周恩来专门对各地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说明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因为两年前我们为了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使他们得了大利，以致于得意忘形，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发动了五反斗争，“把资产阶级斗得很臭”。有些同志甚至因此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错，“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是要让他臭一下”，“如果忘掉这个，只以为他们是四个朋友之一，只看见他们有香的一面，而看不见他们有臭的一面，那是危险的”。[86]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不了解现在还“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也是不对的。当然，资产阶级就其本质而言，一定不会循规蹈矩，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行事，这决定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不过，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并且，他们中“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87]

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和黄炎培谈过，并通过黄炎培转告给工商界人士。[88]在这一年9月初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特别表示过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前途的高度肯定态度，称：共产党并没有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想剥削赚钱的事情。现在就谈社会主义“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当然，资产阶级当中也有少数有远见的人们，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欢迎这种人，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他们也可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并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89]

中共中央当然不是没有想过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但是，自1948年底1949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就始终在强调革命的阶段性，相信新民主主义的这种过渡办法至少要搞十几年的时间。如今才不过短短的3年时间，就出现了大批资本家自己要交出产业改变身份的局面，显然太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还无法很快取代私营经济的地位，一旦私营经济大批转为合营或化为公有，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也无力应付。届时造成大量工厂倒闭、歇业或停产，全国经济马上就会出现大恐慌。因此，中共中央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在发现众多资本家企图撂挑子之后，中共中央不能不马上指示各地劝阻资本家这样做，除了进一步提出在退款等问题上政策要尽可能更加宽大以外，并且开始大力推动各地政府以及党政军各个部门，用新一轮加工订货合同，来促使资本家重新鼓起维持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90]

不难看出，“五反”运动过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但是，恰恰是这种情况，反而极大地激发了毛泽东等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讲：“现在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跟两年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因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已经搞臭了资产阶级，使它们陷于孤立。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91]

1952年6月6日，鉴于“三反”“五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已经毫不犹豫地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92]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断定，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彻底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了。9月24日，即毛泽东通过黄炎培转告工商业资产阶级，安心与共产党合作之后不过半个月时间，他就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颇为兴奋地提出：中国完全可能在未来的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工业私营与国营是三七开，商业私营与国营是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所占比例会更小，“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何况，现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性质也变了，“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93]

正是依据毛泽东的这一估计，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时，就已经受命向斯大林请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意见，即：“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94]此一建议，也当场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这样一来，毛泽东自然也就很快开始具体规划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了。

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就是旨在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强调各项工作要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心的方针。[95]而这一任务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就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毛泽东依旧相信，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在他看来，关键还是在经济上。[96]因此，他这时的想法，还“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97]而他最初设想的过渡办法，也还是要和平改造，逐步过渡，要从“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开始入手，即是要在资本家自愿的前提下，先搞公私合营，把私人资本公营化，将其逐一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范畴内，然后再进一步将这种公私合营式的企业，转变成完全的公有制企业。[98]至于对资产阶级，鉴于各主要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一直表现出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积极态度，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的估计普遍比较乐观。毛泽东明确讲：“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99]

当然，既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过渡，那么把资产阶级视为主要的敌人，对共产党人而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在内部明确讲：要相信我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改造资产阶级，但必须要把资产阶级成看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就要犯错误。[100]因此，在干部中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仍旧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在各种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中间推行的划清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以及清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中。一旦出现严重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斗争，毛泽东更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的阴谋和破坏。[101]这种情况自然不会使深受“三反”“五反”刺激的工商界资本家们处之泰然。原本准备稳扎稳打的所有制改造刚一开始付注实施，本来就如坐针毡的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甚至是敲锣打鼓地把他们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了政府。结果，原来计划要10到15年才应当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转瞬之间就轻松地实现了。只不过，毛泽东不久就发现了一个让他始料不及的相当吊诡的情况，即：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却不等于就消灭了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逐渐地愈演愈烈了。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