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如李富春这时即在层层检讨的方式下,批准了要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进行检讨意见。其后来向毛泽东检讨说:他这时的目的,是想“使劳动人员了解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准备施复亮不宜再做劳动部工作,认为劳动部应保护劳动者利益,而不宜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李富春对普遍交代问题电报的意见》(
[66] 毛泽东:《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给高岗的电报》(
[67] 《天津市委在关于三反、五反期间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给毛泽东、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同志的请示报告》,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4页。
[68] 毛泽东:《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
[69] 李维汉
[70] 《施复亮在民建会的发言纪录及毛泽东的批示》(1952年3月)。
[71] 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952年9月5,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6页。
[72] 毛泽东:《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
[73] 《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
[74] 毛泽东:《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
[75] 也正因为如此,就在《学习》杂志公开发表冯定文章的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也下发了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各部队的工作人员,除个别允许不交代者外,应一律交代清楚自己的社会关系,即和资产阶级,包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地主阶级的关系。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383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43页。
[76] 转见《新华月报》一九五二年四月号,第42-49页。
[77] “五反”委员会辅导组:《五反运动情况》(40),
[78] 同上引注;《五反运动情况》(62),
[79] 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较早完成“五反”的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即有所反映。报告称:“五反”是劳资关系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许多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让资本家洗碗扫地,不让资本家管事,不听从资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劳动纪律,提出过高的工资和福利要求,资本家自惭形秽,不敢做事,甚或靠讨好工人来求平安,高级职员则纷纷辞职。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80] 雨时、如月:《紫雾-卢作孚评传》,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52页;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3-445页。
[81]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445页。
[82] 《五反运动情况》(71),
[83] 《五反运动情况》(59),
[84] 《五反运动情况》(64),
[85] 《五反运动情况》(60),
[86]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
[87]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88] 同上引注,第103页。
[89] 毛泽东:《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952年9月5,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33-535页。
[90] 参见《中央关于同意南京市退补控制数降低的复电》(
[91]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汇报会上的报告》(
[92] 毛泽东:《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
[93] 毛泽东:《关于罗瑞卿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给各同志的信》(
[94] 转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0-243页。
[95]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2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01页。
>[96] 毛泽东在
[97]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98]
[99]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00]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
[101]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1953年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推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因为公私不分,被毛泽东断言是有利资本主义,而不利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一个是1954年初党内高层发生“高饶事件”,毛泽东更是毫不含糊地把这一事件定性成:“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分别见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