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读者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年前在一学术会议上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某研究员，他们自80年代以来一直在负责编辑大型档案资料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据他表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核查，他们已经编选和正在编选中的五六十年代的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和数字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里面既有当年统计手段落后以及方法不科学造成的，也确有地方为适应上级需要和自身利益而虚报瞒报的情况。如今要想挤干这里面的水份，得到比较真实的，可以用来科学评估当年实际经济状况的经济数字，即使是搞经济史的专家，也相当困难。
对过去统计数字的这种不同看法不会影响我文章的逻辑和结论，但由此却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因为，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和沙教授等人的争论，似乎也都是围绕着对某些“历史事实”的不同看法而展开的。比如，对是否存在着过急过快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历史事实”，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在力图依据史料讲话。只不过，沙教授等人在论证这个问题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用他们自认为的“真理”语录倒过来评判前人闻所未闻的新的实践；不知道应当区分不同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知道某一方面的数字不能反映整个经济状况的好坏；不知道对他们所列举的数字和某些成就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知道评估历史或现实不能仅仅靠列举几个证据和数字。
要论证某一“历史事实”存在与否，远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由于档案资料的不完整，更由于要对保存下来的史料进行科学验证，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完全可能发生岐异。关于这种情况可以举一个近年来引起颇多争论的问题为例。1995年，俄国披露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的部分内容，其中明确提出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对于这封电报，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根本否认毛有这样的想法，因而有伪造说，“与史实完全不符”说，以及毛只是为试探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有意搞的政治烟幕说，理由是此前此后均有文献记载毛是坚持要搞统一战线和民主联合政府的。一是相信毛确有排斥资产阶级政党的想法，因为此后所发现的一些文献记录表明，毛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心理上是十分排斥的，他们确实也讲过资产阶级政党应离开政治舞台的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是坚持要一党来“领导一切”的。一是认为毛当时既想搞一党制，也坚持统一战线，二者并不矛盾。理由是毛发电时恰逢民盟刚刚被国民党解散，因此毛认为已没有与他党合作建立政府的问题，但毛并不否认统一战线，而且还要搞联合政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农政府也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也是联合政府。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即使是历史学家，即使占有同样的史料，由于个人的训练、经验、情感和认识角度不同，对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看法也可能很不一致。有分岐并不奇怪。
历史研究中的分岐，有主观解读的问题，也有客观上史料发掘的多少与迟缓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严格说来大都是由大量看似孤立的单个史料构成的。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要求我们必须把这许多单个的史料有机地排列组合起来，使之相互发生联系，从而构成一幅可供解读的线索或画面。因此，对“历史事实”解读的正误深浅，史料本身的发掘就是一个关键所在。如同考古学家对某一文物的发掘可能改变对一个时代存否的判断一样，近代任何一件史料的发掘和披露，也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历史学家对已知的“历史事实”的认识。受到沙教授批评的“有人”讨论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文章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按照传统的观点，毛泽东从来都是受到共产国际压制和打击的，毛在政治上的崛起纯粹是长期与共产国际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发现那些从来不曾引起人们重视甚至是鲜为人知的新史料，我们也许很难改变我们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知。但是，作者发掘出许多新的史料。我们于是开始发现，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出来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并把毛视为中共党内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楷模；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岗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举，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虽然不甚重视，但1928年底以后已是不断地在各种报刊上给予高度评价和表彰；1932年“左”倾中央虽然依据共产国际的所谓“进攻路线”打击排挤军事主张不同的毛泽东，共产国际领导人却不仅明确指示要爱护毛、尊重毛、重视毛的经验，而且下令提升毛的政治地位，因此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及其莫斯科的报刊上公开颂扬毛、宣传毛，1938年王明与毛泽东争权，共产国际领导人决定支持毛，这并不是偶然的。把这样一些新的史料与传统的说法相比较，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结论，至少都会相信有必要对以往所知的“历史事实”做进一步的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总是会有争论，之所以必须不断地深入研究，而不能设想一劳永逸地停止在某个水平上，或某种结论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沙教授等是不是也研究历史，尚不得而知[2]。但可以肯定，沙教授也是讲“历史事实”的，而且非常强调要“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他在批评上述文章中，一上来就说：“尊重事实，这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但让人奇怪的是，在批评伊始，他所依据就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写道：上述说法之所以不是“历史事实”，就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决议明确肯定：‘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